刘少奇乘专机到达杭州，向毛泽东请示文化大革命工作，并请毛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对刘的汇报既不做明确指示，也不打算回北京，只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这是非常从容和富有谋略的行为。他要让刘少奇多承担一点责任，并给自己留下更从容的掌握形势、把握时机的时间。

柯云路历史研究专著

《极端十年》

精华选载(29)

第七章　文革学生运动中最初显露的社会结构

 

7.1　文革最初一个多月的运动进程

 

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6月1日公布聂元梓的大字报开始，在中国全面展开了。

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是一个精心的、也是“精彩”的政治行动。它是“自上而下”策划的，表现出来却是“自下而上”自发的。当这个貌似自发产生的典型被舆论一下子宣传起来时，所形成的力量确实是巨大的。公布这张大字报是号召广大群众效仿聂元梓这样的文化大革命的左派典型，让全国人民群众（特别是学生们）起来造党委的反，造黑帮、黑线、黑组织和黑纪律的反。

对一个具体典型的支持，有时候胜过一打政治纲领。正像毛泽东一贯提倡的那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6月初的随后几天内，中央文革为代表的上层“左派”所掌握的舆论进行了连续的、高密度、高强度的宣传，将聂元梓大字报的爆炸力予以放大和推进。

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猛烈地冲击着意识形态各个领域里的反动堡垒，也猛烈地冲击着史学界的反动堡垒。”

6月4日，《人民日报》又刊载新华社6月3日电讯：“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李雪峰、吴德两同志业已到职工作。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同日，还刊载了新华社6月3日电讯《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在这个电讯中，公布了北京新市委派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撤销了北大原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作为对新华社这两条重要电讯的政治宣传，《人民日报》还于同一天（6月4日）发表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评价了北京新市委的诞生以及北京新市委对北京大学的改组。

6月4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批判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

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更加鼓动群众运动的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

6月6日，《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人民日报》于同一天全文转载。

6月7日，《人民日报》又刊登新华社6月6日发布的“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改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编委会的人事决定，并使《前线》杂志暂时停刊，进行整顿。”

这一系列整版整版的文章覆盖了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把聂元梓大字报的爆炸性力量无限放大了。用毛泽东后来于1966年10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话说：“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

当时，全国各地、各界支持聂元梓的电报、信件雪片一般飞向北京大学。全国各大报刊都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工、农、商、学、兵各界人士对聂元梓大字报的支持文章。北京各单位、各界的人士，特别是各大学、中学的学生们，潮水般涌向北京大学参观大字报，校园成了人群的海洋，大字报的海洋。在海洋的环围中，一群又一群充满革命激情的青年人冲上高高的讲台，振臂高呼发表激昂的讲话，支持聂元梓，学习聂元梓，造“黑帮”的反，造“黑线”的反，紧跟毛主席干革命。

正像康生于1966年9月8日接见来京串连者时说的那样，“这张大字报（聂元梓的大字报）不仅是揭开了北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而是点起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火种。”聂元梓的典范，在全国特别是在各大专学校以及中学首先形成了史无前例的政治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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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各学校都效仿聂元梓，将造反的矛头指向校党委。南京大学很快“揪出”了校党委书记匡亚明，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揪出”了院长贺渌汀。而覆盖民众舆论的党报，又将这些政治行动予以肯定和表彰。一个又一个大学的党委书记被打倒的战报在全国传播，造成了普遍打倒“黑帮”校党委的革命浪潮。这一时期，全国几乎所有大专院校以及大部分中学的校党委、党支部都已瘫痪。他们或是被完全打倒，或是被半打倒，或是还处在他们“是红、还是黑”的群众辩论中，胆战心惊地等待群众运动的判决。

这时候，大、中学校的领导权问题尖锐地出现了。

从省、市委的角度考虑，校党委瘫痪了，必然有一个新的领导权设置问题。而各学校的学生及教职员工，也面临着一个没有权力机构领导的现状。特别是那些在思想中还习惯并倾向于校党委领导的学生及教职员工（在这一阶段他们还占学校人数的大多数），更有一种寻找领导的需要。这些人纷纷向省、市委或有关上级领导发出要求派工作组的强烈呼声。

面对这种现状，仍在党的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按照共产党一贯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传统，向各大专院校以及中学派出工作组，以维持必要的领导及秩序，似乎是惟一能够采取的、也是惟一有效的措施。在此之前的5月份，中共中央已经派陈伯达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派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而这两项派工作组的决定都曾得到过毛泽东的同意。

于是，刘少奇在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情况下，于1966年6月3日主持中央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派出工作组到大学、中学及有关单位领导工作。在这个会上，还做出相关的“八条规定”，旨在使文化大革命运动有序地、有领导地发展。

在此期间，刘少奇也曾向身居外地的毛泽东多次请示，毛泽东对派工作组一事并未做出明确表示。6月4日，刘少奇、邓小平乘专机到达杭州，向毛泽东请示文化大革命工作，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工作。而毛泽东则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

这一历史情节使我们看到，即使在那个“暴风雨已经来临的时刻”，刘少奇、邓小平还在负责任地站在一线工作，他们的工作与其说显露出兢兢业业的精神，不如说是一种战战兢兢的状态。当我们相隔几十年的历史风云回看这一幕时，联想到刘少奇、邓小平在其后不久就被打倒的惨况，不由得生出对这两位历史人物的悲悯与同情。

老谋深算的毛泽东此刻含威不露，他对刘、邓的汇报既不做明确指示，也不打算回北京主持工作，只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这是非常从容和富有谋略的行为。当前，运动的发展正处在一个难题上，他需要让运动暴露出更多的问题和机会，也需要让刘、邓暴露出更多的问题和把柄。

此外，他也知道，现在还不是回京主持工作的最好时机。此刻回京，事态在僵持和蒙昧状态中，一时没有更好的文章可作。他要让刘少奇再多承担一点责任，表面上是一种信任，其实不过是听任对方在难题中表现，从而给自己留下更从容的掌握形势、把握时机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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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派出了。这是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还处在一线领导位置时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个以党的高层领导身份做出的重大决策。北京市向各学校派出了近一万两千人的工作组。上海对四十所大学（含十一所半工半读大学）及近一百七十所中学派出了工作组。全国各大城市都派出了工作组。而作为各大、中学校党委的替代物，作为新的领导机构，工作组与正在蓬勃兴起的学生运动形成了新的矛盾冲突。

工作组刚刚进驻学校时，大多数师生由于受中国多年政治思想模式的影响，特别是受1957年反右斗争历史的影响，工作组即代表党的领导，接受工作组的领导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特别是那些原本就对校党委的被打倒不大理解的师生们，这时候就把他们习惯的政治倾向表现在了对工作组的欢迎和支持上。1957年反右斗争的故事是中国的知识界深有印象的，先是“引蛇出洞”、后又组织反击的斗争策略，以血和铁一样警醒的教训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学师生头上。工作组依靠着这样的“传统文化”，立刻在学校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基础及依靠队伍。

那些尚居少数的造反者，刚刚推翻了旧校党委的领导，又要面对一个新的带有临时党委性质的工作组。造反的学生们打倒了旧党委中的黑帮分子，那只是他们革命的最低纲领。他们的最高纲领是要跟着毛泽东干革命，摧垮旧的教育制度。很快，这部分造反者与工作组发生了势不两立的尖锐矛盾与对抗。

在造反的无限冲动中，充溢着难以压抑的能量。当他们面对一个对运动做出种种规定的工作组的领导时，无论在文化大革命批斗的对象上、方式上，还是在运动的方方面面，都和工作组发生了越来越尖锐的冲突。

这在根本上又可以说是毛泽东、林彪、江青等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与刘少奇等人在党的一线做出的维持党的稳定领导的冲突。这些造反的师生们每天都在报纸和电台上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文化大革命路线的鼓动，他们在现实中每天又受到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的压制。这种对抗势必愈演愈烈。

北京大学发生了“六·一八”事件。6月18日上午，生物系、化学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及无线电系等单位发生了乱批乱斗的现象，四十多名学校及系领导干部以及部分教授被带上“斗鬼台”，挂牌子，戴高帽，抹灰脸，搞喷气式，批斗游斗。工作组当即赶到现场予以制止。

下午，工作组以系为单位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指出这个事件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当晚，工作组又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工作组长张承先在讲话中指出：工作组坚定地支持真正左派的革命行动，而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这种做法已被坏人利用。今天的事件的发生，本身就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

工作组的这一行动无疑遭到聂元梓为代表的少数革命派的反对，却得到大多数师生的支持。

工作组将“六·一八”事件草拟成《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刘少奇于6月20日亲自批准转发了这期简报。中共中央对这个简报的批语是：“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这份简报及其批语是刘少奇在派工作组这个政治部署中的代表性动作。它在当时代表了党的一线高层领导干部甚至代表了党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政治态度。在武汉的毛泽东其后不久指出：北大的“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

这表明，围绕着工作组问题上形成的矛盾与斗争，实际上已是毛泽东路线与刘少奇路线的根本矛盾与斗争。

同期，清华大学发生了“六·二一事件”。学生蒯大富于6月21日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下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在此之前，蒯大富就提出过要赶走工作组，并和前来做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进行过辩论。

当天，清华工作组的领导人之一王光美指出：蒯大富要夺权。而薄一波则打电话指示工作组要反击。随后，在清华大学内，出现了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的口号响彻清华大学。刘少奇对此亲自做了指示。在他的指示下，清华工作组进行“反蒯斗争”，大规模地斗争蒯大富等造反师生，被斗者中有一人自杀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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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蒯大富

 

清华大学围绕工作组的斗争，更是直截了当地反映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路线与刘少奇巩固党的现存秩序的路线的尖锐冲突。正是这个性质，使得文化大革命在以后的发展中，随着刘少奇的下台，蒯大富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英雄人物，与北大的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共同成为显赫一时的学生运动五大领袖。

造反派与工作组的矛盾，不仅在北京的各大学愈演愈烈，在全国各省市同样愈演愈烈。文化大革命造成了革命信息空前地大交流，大串连。例如西安交大发生的“六·六事件”，同样是造反派学生与工作组的矛盾。6月6日这一天，造反派学生要赶走工作组，便从工作组有后台这一联系贴出大字报，指出省委有黑帮。在刘少奇路线从上到下的影响下，党的系统与西安交大造反派学生的矛盾斗争也越来越激烈。

“六·六事件”之后，刘少奇曾意图《人民日报》发一篇社论，揭露“假左派，真反革命”，被陈伯达所抵制。而在“六·六事件”之后的几天内，西安交大对反对省委、反对西北局的造反派头目开了各种斗争会，将造反派学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游校。6月9日，李世英自杀未遂。后来，李世英便成为西安交大和整个陕西省的造反风云人物，被毛泽东称为“学生领袖”。

全国各省市，特别在北京，这种冲突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焦点。两种势力在工作组问题上展开了较量。造反派学生的后面，站着江青、康生、张春桥、陈伯达这些人，相当一批学校的工作组被学生赶走了。

然而，在毛泽东7月18日回到北京前，在党的系统占主流的无疑是支持派工作组这一部署的思潮。面对这个与1957年右派猖狂进攻极为“相似”的学生造反运动，党的各层领导干部自然更倾向于用工作组来加强运动领导的方针。包括在粉碎彭真反党集团中诞生的北京新市委，也采取了同样的政治态度。

作为新的市委书记，李雪峰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重要的升迁，理应是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然而，共产党的传统思维支配了他。他在6月23日的市委工作会议上作报告，否定了反工作组的做法。他指出：虽然多数反工作组的人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其中确有坏人在“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这些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对黑帮的仇恨，企图对无产阶级专政。”他还特别明确地讲道：“对右派赶工作组一定要清理。在这紧要关头，共产党员一定要站起来保卫党，不站起来，纳吉就要上台了。”

这无疑是1957年反右斗争的政治路线的再版。在李雪峰“六·二三”报告的传达、覆盖下，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形势似乎被暂时稳定下来。在新市委号召的“反干扰”过程中，各校成立了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革筹委会”，其成员大多由拥护工作组的骨干分子组成。而蒯大富式的反工作组的师生，遭到批判、斗争、打击，被定为右派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等。蒯大富本人被开除了团籍，并被关押了十八天。其他学校也有一些蒯大富式的人物被开除党籍、团籍，并遭到批判与斗争。全国各地与北京同步，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一时间，在一些人眼里，文化大革命局势平稳了；在另一些人眼里，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就要夭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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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于7月18日回到北京，他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这是一个矛盾演化到了可以立刻就势作文章的时刻，也是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真正需要他出来的时刻。大政治家绝不该频频出击，然而，在该出击的时候，又绝不错过时机。

他在当天晚上就听取了中央文革的汇报。同一时间刘少奇赶到他的住所，希望汇报工作，却没有受到接待。在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之后，他又阅看了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等高等院校反工作组的材料，开始深入情况，捕捉战机。

7月19日－23日，毛泽东责成刘少奇主持“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详细听取各方面的汇报。这是运用合法的程序，开展在文化大革命领导路线上的党内斗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会上攻击派工作组的做法，攻击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

在此期间，毛泽东对运动的发展发出了严厉的评价。他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又说：“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他还说，“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列主义的，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毛泽东批判了刘少奇等人镇压学生运动的做法，指出“这是方向错误”。

在刘少奇主持的情况汇报会期间，毛泽东又于7月22日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各中央局书记，指出“要改变派工作组的作法，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他还指出：斗、批、改“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

在7月19日－23日刘少奇主持的情况汇报会上，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说，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现在谁也没有经验，新工作拿不出章程，对工作组是帮助问题而不是撤换问题。工作组不能不要，人不要那么多是可以的。对工作组不能采取消极撤换的方法。

然而，毛泽东无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决断。7月24日上午，也就是情况汇报会刚刚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做法，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他说：工作组成了群众运动的阻碍，要立即撤出。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只有让他们自己搞，才能搞好。我们都不行，我也不行。现在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7月26日，毛泽东再次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明确指示撤销工作组，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组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当晚，陈伯达在北大全校大会上，宣布撤销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并说“工作组是压制同学们革命的盖子。”“要搬掉这个障碍物。”号召全校师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

北大的这一撤销工作组的决定立刻传遍北京高等院校。7月27日，康生、陈伯达、江青又在北京师范大学全校大会上宣布撤销工作组。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周恩来在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并正式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李雪峰在大会上宣读了北京市委撤销工作组的“七·二八”决定。

在这个大会上，邓小平说：“必须说明，在党的北京新市委建立以后，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现在市委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撤销工作组。”“有同志说，老革命碰到新问题，的确是这样。”

而刘少奇则最后讲话：“党中央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学校革命学生、老师和革命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衷心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过去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的方式已经不适应于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

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大会的讲话似乎还维持着党中央的统一形象。刘少奇和邓小平关于撤销工作组的讲话无疑也是以共产党的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表达了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的决策调整。

大会结束时，毛泽东健步走上了主席台，会见全体与会者。全场自然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这其中包括曾被工作组关押十八天后被直接送来参加大会的清华大学的学生蒯大富。他满脸热泪的激动不过表明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学生们对毛泽东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