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5月15日，未成年人小项（化名）称，自己2015年在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看守所羁押期间，受到了207监室其他在押人员的性侵犯，在一个多月里前后有四五次。更糟糕的是，他曾经向主管民警罗某反映过，但该警察表示：这在看守所里是很正常的事情，甚至在女监室也有这样的情况，让小项不要再反映此事。目前，鹿城区公安局已经介入调查。

　　小项的陈述是否真实，此案的真相如何，还有待司法机关的调查，但还是让掩藏于冰山之下的“狱内同性性侵”问题浮出了水面。同性性行为的敏感性，以及“狱政”的封闭性，使得看守所和监狱内的同性性侵害问题，一直处于“难以言说”的隐蔽状态。虽然，早在1991年，司法部的《罪犯改造行为规范》中就明确：禁止服刑人员在狱内进行同性恋活动，但事实上，公安系统的很多论文、业务探讨中，时常涉及同性性侵话题，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

　　一个法治的社会，应该把“不可言说”的敏感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而不是视而不见，那只会制造更多的受害者。

　　在此之前的去年9月，备受关注的《刑法修正案（九）》被表决通过，其中将男性列入了强制猥亵的对象，饱受诟病的男性（特别是14周岁以上未成年人）性权利，得不到刑法保护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性侵男性再也不是“法无明文不定罪”，而是被定为猥亵罪。

　　如果之前是因为“无法可依”，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二附中“物理名师”张大同长达20年地猥亵、性侵中学生的恶性事件，最终只能不了了之，那么《刑法修正案（九）》已经于2015年11月生效，本应该能够保护住在这个月进看守所的未成年人小项。

　　真相是否如小项所投诉的那样——民警对看守所内同性性侵不闻不问，希望温州警方做出全面调查。如果是因为警察渎职，导致小项遭到多次性侵的，可能已经涉嫌渎职犯罪，应该由检察院做出刑事追究。如果个别民警故意安排未成年人小项到特定囚室中，让牢头狱霸“享受”，那可能构成“猥亵罪的共犯”。

　　值得一说的是，本案中的受害人小项是未成年人，2013年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有特殊的保护性程序。《刑事诉讼法》规定，“对被拘留、逮捕的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应当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即对未成年人实施“三分别”，但显然，温州市鹿城区看守所没有认真执行“分别关押”的决定，导致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同处一个监室。

　　男性的性自主权，也是法律保护的对象；男性遭到性侵，一样会造成巨大的生理、心理创伤，这正是“同性性侵”入刑的原因所在，也是中国法律法治进步的体现。如果真如小项所说，其在看守所内遭到了多次性侵，且个别警察故意放纵性侵，希望当地司法机关能做出全面调查，并且严格追究刑事责任：无论是性侵男性，还是包庇性侵，都已经涉嫌了犯罪，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性侵害的受害者，并没有什么可耻的，可耻的是法律没有得到执行，同性性侵依然猖狂、逍遥法外，以及应当保障的未成年人的权利没能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