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一段央视的调查视频爆红网络。视频讲述的是：4月23日，山西绛县15岁少年张超凡疑因没钱买饮料，被多名同学殴打长达四小时后，心肺破裂小脑受损死亡，棍子被打成几截。其中一名打人者几天前还和张超凡一起去春游，但下手时却是最狠的。面对记者镜头，张超凡母亲哭诉：“你说你们是孩子，你怎么能忍心把他打死……”

　　令人更加齿冷的是，记者采访学校和当地教育部门却碰了一鼻子灰。涉事学校大门紧闭，校领导处于“失联状态”。当地教育部门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你是外地人，你不懂绛县的事情！”之后，便挂断了电话。显然，在有些人眼里，一个孩子的生命和对事件的反思整改，没有学校和城市的形象重要。有人屁股决定脑袋，在失职之后，又把舆情当敌情。

　　而稍加梳理，我们也可以发现：这几年，校园暴力走到舆论场的中央已不是一两次。但发生致死的欺凌事件还真不多。这种致死事件一旦出现，往往给人的感受是复杂的，气愤、后怕、揪心、不可思议会交织在一起。

　　事实上，从舆情来看，如何阻止这种暴力，我们也已经有了很多的讨论。比如，今年全国两会，多位代表委员关注校园暴力，尽快出台反校园暴力法。有教育学家也指出，要社会、学校家庭共同努力。

　　可在笔者看来，在相关讨论中，很多人开出的药方是现象型的。这种现象合并了暴力这个同类项，去掉了个体事件的差异性。这样的现象型药方放到个体校园欺凌事件上，可能并不一定会产生预期效果。比如，有人提议，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能力年龄应提前，这就是从现象层面去开药方。可是，提前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能力年龄，就一定能制止这样的暴力吗？看看现实，有多少成年人知法犯法。

　　现象型药方固然需要，也值得研究，但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尺度。如果只从宏观上去解决孩子成长的问题，那一定会事倍功半。我认为，校园欺凌更多应该以心理问题的视角看待。这些年，我们的学校和家庭一直关注的是孩子的分，并未重视他们的心理健康。所以，现在一连串的校园欺凌事件出现后，我们会把它们串连成现象，感到惊讶。而治疗心理问题就必须对每个涉暴孩子区别对待。

　　举一个例子， 张超凡被打时，网吧里有张超凡的同学，但他们没去劝架，也没把这些情况告诉家长，而是保持了沉默。有人说那些孩子拒绝说出真相，是因为怕挨打。这方面的原因也许有，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可能有些孩子不是怕挨打，而是怕被边缘化，怕以后脱群。这其实是孩子的一种心理状态。

　　我曾经看过一部名为《女王的教室》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讲述了有关孩子的两个问题：其一是为什么人要读书；其二是如何培养孩子长大成人，应对现实生活。剧中的主演真矢老师也谈及校园欺凌问题，她给出的答案是让孩子体会换位思考，让孩子认识到，谁都没有权力给予他人苦难、痛楚、悲伤。可是，在我国，长期以来的“4+2+1”的家庭结构形式，已经使得孩子形成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逻辑，认为自己永远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这代孩子，小时候摔一跤，父母和爷爷奶奶为了哄他们，都会去拍地板，当着他们的面怪地板。

　　幸好，孩子的可塑性很强，这意味着对他们的思维纠偏工作只要方法得当，他们可以有属于自己的变形记。校园暴力虽然是个现象，但解决问题应该点对点。时下，中小学一般都有心理咨询室，但是其中很多都是虚置的，并没有发挥它应该发挥的作用。此外，涉及校园暴力的孩子往往存在家庭问题。在应对家庭暴力方面，我们的社区民警干预机制也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我想，如果这两个层面做好了，就可以产生点对点的作用。它的效果比出台反校园暴力法等现象型药方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