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单大爹所在的云南昆明官渡区秧草凹村的村民，像赶集般地聚拢在这里，目的只有一个——离婚。许多年龄大至八九十岁、小到二三十岁的夫妻，在离婚或准备离婚。这一切，都是因为村子被划归为滇中临空产业园区，面临拆迁，村民们为了争取“按户补偿”而上演的。（5月20日《春城晚报》）

　　其实，在中国一些城市，为拆迁多得一套安置房或补偿款而离婚，早已不是新闻。这种现象被称之为“拆迁式离婚”，成为一些人获取利益的一种“捷径”，这条获取利益的成功捷径，让很多夫妻纷纷复制效仿。特别是，从云南昆明某村村民扎堆离婚事件中可以看出，“拆迁式离婚”已开始向农村蔓延。

　　然而，“拆迁式离婚”频现，源于监管缺位。可以说，“拆迁式离婚”已经成为钻政策空子的一种手段。这种行为，不仅是对婚姻的亵渎，也是对法律的蔑视，其隐含的风险更是不可小觑。而“拆迁式离婚”获取利益，之所以能够屡屡得逞，源于相关监管的严重缺位。比如，发生在昆明农村的“拆迁式离婚”，不仅村干部对这种行为不制止、不报告，反而亲自参与造假。再者，上级组织对于这种行为不闻不问，放任自流。

　　在笔者看来，这种“拆迁式离婚”现象，折射农村产权制度缺陷。比如， 我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产权主体模糊、产权界定不明晰、关系不清、权责混乱、管理机制乏力、承包经营权权能残缺等诸多问题。一旦农村土地被征用后，集体经济组织失去了被征用土地的所有权，同时农民也失去了这部分土地的使用权。由此，也导致目前普遍存在征用土地定价不合理、农民的生活安置考虑不够、补偿不充分等问题。特别是，由于农民在集体收益中的权益不清晰，倒逼他们通过假离婚获得利益最大化。

　　因此，“拆迁式离婚”，是一种失信的利益诉求。对此，地方政府应该反思，在政策制定上，应更加科学、细致。改变目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缺陷，需要进行制度改革和创新，通过农村土地确权，明确国家、集体和个人的责权利等关系。特别是，运用法律等手段保护农民的利益，严格控制占用农业用地；对非农用地的占用要依法、合理，并给予合理的补偿，最大限度地维护农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