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理工大学研二学生李鹏，拿着每月300元左右的“工资”，在导师的参股工厂，在简陋的环境，从事着高度危险的中试放大实验。最终，生命与梦想，在这个初夏的爆炸中戛然而止。

　　从本质上看，这是一起可以避免的安全事故。设若，没有这次事故会当如何？这位年轻人，会像他之前的同门或者其他许多研究生一样，在我们的关注之外，继续默默地承受着“剥削”。当他们最终走向社会时，年轻的心灵也许会轻易忘却这段晦暗；或者，将其处置为人生必经的磨砺，而封存起来。但是，创伤会因为忘却就不存在吗？

　　据报道，有学生称受害者的导师更像“商人”。这并不让人意外。很长时间来，“老板”“BOSS”已经是导师的流行称谓，戏谑背后，隐藏着师生关系的异化。前些年，导师招研究生必须要交“助研经费”的做法，曾在人文社科领域引发强烈抵制；而在理工科领域，接受却平静得多。组建团队通过高强度的研究争取高端科研突破的，固然是主流；但金钱关系一旦存在，部分师生之间关系变异为“老板/打工者”便在情理之中。

　　科研成果及人力资源的“变现”方式，一是如这次出事的导师一样，被曝间接甚至直接在外开公司，让学生打工；二是利用学术声望或人脉资源，跑各类项目。有了项目，接活的自有门生，自己只需要“坐享其成”。在这两种模式下，低薪酬乃至让门生延期答辩，都是符合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

　　这次事件后，当事学校称，相关导师违背了学校的“明确规定”。当然，规定肯定是有的。但规定不是免责声明，如果秉持法治精神，应当追究的，不是规定有无，而是是否被严格执行。一个副教授疏于学术，长期参股工厂，并低薪雇佣学生，学校或者学院对此会毫不知情？难道其中没有默许乃至纵容？

　　对老师的纵容，也意味着对学生权利的忽视。也许，有人潜意识认为，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或者正像旧社会学徒，谁不受点苦啊。但正是这种糊涂的宽容与迁就，一点点腐蚀了民众对于自身权利的信心，混淆了是与非的边界。

　　因此，学生的权利谁来保护？如何通过严格的规定将保护落到实处？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国务院关于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表示，“支持教师以对外转让、合作转化、作价入股、自主创业等形式将科技成果产业化，并鼓励带领学生创新创业”。政策初衷是好的，但是，这次爆炸事件，呼吁着我们对现实要重视，制度上也要有针对性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