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投资50-60万，找家有肿瘤科的医院，建个细胞培养实验室，每个病人4-6个疗程，至少得花15万到20多万，不到10个病人就可以收回投资，剩下的全是利润。”当记者以投资者身份咨询免疫疗法项目时，一位从事该项目多年的业内人士力劝记者：“你考虑考虑，咱们一起干吧。”（5月4日《21世纪经济报》）

　　免疫疗法可以带来暴利，这已经是一个被现实验证的结论。一方面，当免疫疗法成为绝症患者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时，他们通常不会计较这根稻草的价值，他们在意的是这根稻草所能带来的希望，哪怕是幻觉——在宣传免疫疗法时，很多医院就作出了虚假的、片面的，迎合患者期望的承诺。另一方面，免疫疗法在一些地方已经进入医保，这种“与时俱进”的兜底在保障了患者利益的同时，也间接保证了免疫疗法的暴利来源，对于很多不堪重负的患者来说，医保确实在为自己所承担的免疫疗法“分忧解难”。

　　所以，免疫疗法必然会带来暴利，即便这暴利背后有着欺骗和隐瞒。所谓欺骗，是指夸大免疫疗法的功效，把它说成是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这种承诺，虽然经不起常识的推敲，更经不起专业的质问，但是对于病急乱投医的患者来说，这种承诺反而因为其虚假化身为“及时雨”——他们即便心存怀疑，也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所谓隐瞒，是指选择性介绍免疫疗法，没有说清所用的免疫疗法与外国的免疫疗法其实不同，免疫疗法也并非人人使用，任何阶段适用。总之，为了让免疫疗法获得暴利，提供免疫疗法者在有意无意间对患者进行了欺骗和隐瞒，而某些媒体和搜索工具，为这种欺骗和隐瞒提供了传播便利。

　　到底该由谁来打破这暴利背后的信息不对称呢？看到媒体关于免疫疗法暴利的报道，一些患者或许就会变得理性一些：他们会更加冷静地评估自己的病情，对所谓的免疫疗法保持足够的警惕，会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这就是媒体的力量和报道的力量。即便媒体的形态千变万化，新闻的监督和引导作用永远无法被取代。

　　当然，媒体监督只是社会自我矫正的一个方面，所以，在媒体发力之外，必须有刚性的制度和监管，以及稳定的伦理与道德，作为打破免疫疗法暴利中信息不对称的常规配套。前者是外在的长效监督。若日常管理不存在完善制度，若舆论监督不能启动制度纠错，那么所谓的重视就只能是口头重视，所谓的严肃处理就可能沦为变相的危机公关。此时，即便舆论监督再有力，最后的结果也可能隔靴搔痒。而后者是内在的优良品质。若没有真实而具体的企业伦理和道德作为企业品质的有效构成与支撑，一家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作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也就在所难免。有时，伦理和道德看起来抽象，但是这些抽象品质却可以并必然影响到企业的生产与发展上。只有从外在监督和内在品质两个方面去完善，免疫疗法暴利中的信息不对称才有可能真正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