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上午8点多，南京六合公安分局瓜埠派出所接到110指令，称有一位老大妈报警说自己跌倒了，向民警求助。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发现一名老大妈坐在地上，周围有一大群围观的路人。路人告诉民警，他们都停下来想扶老人坐起来，然后送医或者帮助联系家人，可都被老人拒绝了。老人告诉民警，她看到有一些老人跌倒后赖上扶的人，她就是不想这些好心的路人被误伤，也不想自己的家人误会，让民警扶可以作为见证。（6月16日《扬子晚报》）

　　有一点喜感，有一点忧伤，这个特别的故事，注定让人五味杂陈。很显然，在某些极为恶劣的讹诈事件发生之后，整个社会的认知判断和行为范式业已发生了极大变化。从前的人情世故、常理常识，如今已然不再适用。于是乎，有路人为了避免自找麻烦，索性心安理得，置跌倒老人于不管不顾；于是乎，有老人为了不给别人带来麻烦，在意外摔倒之后，也宁愿拒绝好心人将自己扶起……这些看似不合理的场景，实则都可看作是“人心对现实的回应”。

　　众所周知，在一种敏感的、焦虑化的社会环境内，人的认知和行为往往会趋于扭曲变形。随着“扶老人”话题引发一轮又一轮的舆论热炒，公众在悄然间已变得谈之色变、疑心重重。在这种背景下，“扶老人”的成本风险被无限放大，“不扶老人”的道德耻感却急剧降低——就这样，人们慢慢进入了，那种习以为常的冷漠状态。可以说，这是大众心理基于“过往教训”所产生的应激反应。可是谁都知道，这种种行为，完全有悖于一个正常社会的道义责任。

　　潜在的风险，激发了人们过激的避险意识，继而体现为赤裸裸的道德冷漠。而若要打破这种消极的连锁反应，势必需要一些正面的“激励”。比如说，公共职能部门适时作为，通过设立“好人险”、“搀扶老人奖”等等，来排解做事者的后顾之忧；再比如说，能有更多善良的老人释出善意，主动消解大众舆论对老年群体标签化、恶意化的解读……此番，“八旬老太摔倒拒绝让人扶”的案例，就很好表明了，众多良善而可爱的老年人，仍然值得令人信任和尊重。

　　老年人个体在个案中的所作所为，往往会影响公众对这一群体的整体观感。要破除路人“扶老人”时的内心隐忧，很大程度上就需要，被扶者能够想他人之所想，多一点体谅之心，多一点暖心之举。当然，这绝不是要求老人都得拒绝路人搀扶而坐等民警作证；而是倡导各方共同努力，让整个搀扶的过程能够多点相互信任、多点证据凭证。说到底，“扶不扶”是一个道德议题，“怎么扶”则是一个技术议题，我们还得在后一方面多多思考才是。

　　有必要重申的是，扶起老人，是路人的道德责任；被人扶起，也是老人应享的权利。那么，到何时，我们才能重新让这一切自然而然，而不再充斥着犹豫和猜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