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常州市朝阳中学殷涛拒绝为成绩优异的女儿小升初择“名校”，而是让女儿进入了自己所在的外来工孩子占到了大多数的朝阳中学，这也让他承受了来自身边人的不少压力，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在作秀。殷涛的做法获得了常州市教育局局长的力挺、点赞。（9月19日《现代快报》）

　　一校之长将孩子留在自己学校读书而不是转到他校，无论是基于职业的要求，还是教育的自信，都无可厚非。若是连校长都要为自己的孩子择名校，很可能引起普通教师以及家长们的纷纷效仿，从而造成生源的流失，使学校失去核心竞争力。也正是基于这种关键利益诉求，很多学校为了留住生源而采取了相对过激的手段，比如，2015年，江苏宿迁青华学校的部分教职工反映，该校强制要求教职工子女在升学时必须报考本校，不然就停职处理。2013年，湖南郴州永兴县一中的曹和(化名)等5名教师称，因他们的子女在当年学期未在永兴一中就读高中，他们接到学校办公室电话，被要求去该县实验中学交流教学1到3年。

　　有了这些留住生源的内部“潜规则”，校长拒为成绩优异的女儿择名校似乎不值得称道。相反的是，校长利用自己的职务影响或者人脉关系，把孩子送到名校去读书，应当不是一件难事，并为其他人心照不宣所认可。毕竟，现实生活中，鲜有一所教学质量一般的学校校长或者老师，能在有机会给孩子择校之时，把孩子留在本校读书。

　　基于“不输在起跑线上”的教育公平诉求，给孩子择名校有一股强大的利益驱动。也正是基于对“潜规则”的默认，才使得拒绝择名校具有“另类的况味”。哗众取宠也好，故意作秀也罢，这些论断只是基于旁观者的先入为主，而没有进入当事人的内心，确实很难读懂“另类”背后的深意。当然，无论是基于职务行为的被动，还是出于个人理想化的主动，我们更应相信《校长的孩子都去择校了，谁会相信我的教育理想》这篇文章里，真实地表达了当事人不变的初心。

　　确实，当下的国内教育陷入利益冲突与矛盾交织之中，使得任何改革的诉求，都遭遇到了强大的观念限制与行为阻碍。比如河北省涿鹿县教科局郝金伦自2013年任职教科局局长以来，全面推行了“三疑三探”教学改革，结果因家长反对被叫停，其本人也提交了辞职申请。2015年，湖北武汉市教育局实施取消晚自习和周六校内补课的“禁补令”，家长们认为实施“禁补令”带给孩子的负面影响多，集体到教育局门口请愿要求收回。

　　能够认识到改革的重要性，并有强烈的改革诉求，然而自己却不愿做改革的参与者，这便是包括家长在内的诸多利益者所具有的普遍性心态，并由此产生了强大的路径依赖。由此滋生的后果是，理想化诉求与实际行为选择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化与割裂，以至是非不分，标准不一。结果则是，校长无论做出何种选择都会遭到非议，择校则会被冠以不自信，而不择校则被视为作秀。是非模糊与选择错乱，才是真正的教育改革之困。故而，唯有多一点“理想认同”，才能最终实现改革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