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8日起，北京开始就本市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展开为期1月的征求意见。记者梳理各地政策文件发现，目前，已有20余省份针对“超生”现象明确了社会抚养费标准。不少地区的标准与超生人群收入、职业等挂钩，对于3胎以上的超生、重婚超生等，更是加大征收力度。（9月22日 中新网）

　　当前，伴随“二孩”政策的实施，社会抚养费征收的管理必然需要修订和完善。就北京来看，其社会抚养费将不再针对“二孩”征收，对于“三孩”及以上，每多生育一个子女，将会按照相应的标准缴纳社会抚养费。那么，该立法模式以地方辖区划分为基础，缺乏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完善和设计，必然存在隐忧和弊端。

　　根据统计，我国大部分省份都已经完成了人口与计生条例的修订，其中21个省份明确规定了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当前各地的征收标准并不一致，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差距甚至非常巨大。举个例子，一些省份对“三孩”及以上的超生，专门规定了加重征收，而北京却在修订草案中删除了“加倍征收”条款。不难看出，在“各自为政”的立法思路下，各个区域的社会抚养费征收不可能“一碗水端平”，导致了地方在征收社会抚养费时，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

　　不可否认，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其背后的依据主要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及国务院颁布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不过，即便是具有统一的法律法规规定，但具体到征收的标准、数额、程序等等，却完全由地方进行立法设计，导致各个地方的社会抚养费征收尺度不同、对象不一致、标准不统一。那么，当社会抚养费的立法权被下放，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自由裁量权则可能被放大，就有可能刺激地方政府收费的冲动。

　　应该说，当前社会人员流动性较强，户籍管理制度也出现了松散不一的情形，无疑加剧了各地分别立法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困境。地方立法模式下，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权力就可能被滥用，而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则可能“就高不就低”，容易侵犯公民个体的合法权益。从这个方面来说，确有必要认真研究当前地方立法的缺陷和弊端，对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进行统一规范的立法设计，将社会抚养费征收纳入到法治化治理轨道。

　　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正是公民个体的一种负担性义务，有必要在立法方式上的采取上，保护好公民个人的权益。由此，改变当前社会抚养费征收立法现状，提高立法的层次和水平，改变当前“各自为政”的立法逻辑，无疑显得尤为重要和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