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贵州黔东南凯里警方制作了一些“曝光榜”，对近期因卖淫嫖娼或赌博而被抓获的违法人员进行了公开曝光。针对这些行为所带来的争议，凯里公安局负责人回应称，此举是为警示、警告这种不好现象，避免以后再发生这样的行为。公安机关执法肯定会有法律依据，如果当事人有异议或不同的意见，可以去咨询律师或上法院起诉。

　　据悉，这些被曝光的人员，绝大部分涉及嫖娼，少量涉赌和涉毒。除了曝光，他们均被警方给予了行政拘留4日至15日的处罚。而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很显然，相关法律中，对于嫖娼、涉赌、涉赌等违法行为，都未有曝光这项处罚。那么依据公权力“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原则，如此曝光的做法属于法外“施刑”并无疑义。当地公安局负责人称“有法律依据”，具体到底是哪条法律，不妨给出明确答案。

　　从网上曝光的图片来看，尽管榜上收录的10名违法人员信息，都对姓名、人物头像等要素作了处理，然而所谓的处理也仅仅是对被曝光者头像的眼部稍稍做了遮挡，姓名也只是以“某”代替中间字。结合家庭住址等综合信息看，这一处理到底能起到怎样的隐私保护作用，恐怕没有人不表示怀疑。事实上，类似的曝光做法本身就构成一种严重的悖论，若曝光真能够止于个人隐私的边界，又何来产生警告和警示效果？所以，但凡这类法无授权的曝光行为，往往都是以损伤违法公民不必要让渡的权利为条件，实质上就是另一种示众。

　　在正当程序之外，执法机关曝光违法者个人信息，都声称是为了起到警示效果，但却很难逻辑自洽。一方面，若曝光就有效，那是不是意味着所有的违法行为，都只要将违法者推向舆论的审判台，就可药到病除了？另一方面，执法机关选择对怎样的行为予以曝光，如何曝光，其动机本来就显得可疑，未必只是如标榜的“起到警示效果”这么简单。比如新闻就称，凯里警方近期积极开展扫黄禁毒行动，基本肃清了凯里老街的“站街女”招嫖现象。在此背景下，高调的曝光更像是为彰显“扫黄禁毒”的政绩。这与一些地方的违法“公审公判”，其实有着相同的肇因。

　　除了对被曝光者的个人权利构成损伤与剥夺之实，执法机关的执法行为引发了社会争议，这本来就显示了不正常和问题所在。法治社会的一个起码要求便是，要让社会对于执法机关的执法行为与自身行为的后果，有着清晰而稳定的预期。当社会不能准确预判执法机关的行为尺度，当多数公民不能从既有法律的标准衡量自身行为的法律后果，那么，执法者显然就难以树立真正的执法公信，执法也就很可能带给社会的是安全感的损伤，而非增强。就此而言，每一起存在争议的执法行为，都应该引起社会的足够警惕和执法机关的足够正视。

　　针对外界的质疑，当地公安机关称，“如果当事人有异议或不同的意见，可以去咨询律师或上法院起诉”。这样的回复看似中规中矩，实则霸气外露。其潜台词仿佛就是，“你认为我做得不对，尽管去法院告我”。当事人会不会诉诸法律是另外一回事，但当地公安机关作出让社会质疑的执法行为，首先就必须主动向社会拿出足够的正当性依据。就此而言，对于此事，仅仅一句“公安机关执法肯定会有法律依据，不可能公安机关还去做违法的事情”的强硬回复，显然难以服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