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季临近，南京市第一中学的部分学生却“心里不慌”。南京一中国际部主任黄侃发明“分数银行”，考分在及格线以下的学生，可以向任课教师申请“借分”，下次考试出分再行“还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黄侃表示，“分数银行”灵感来自实体银行，目前仅在国际部推行，有包括信用评估在内的完整“借贷”流程，其创设目的，则是为了给学生减压。（1月11日《新京报》）

　　“分数银行”的灵感源于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性贷款，并作为对现行考试制度的内部化矫正。在考试主导一切的情况下，这样的做法突破了“唯分数论”的既有窠臼，对缓解学生压力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不过，在考试依然是评价最重要的方式的情况下，弱化或者淡化分数的评价作用，进行“借贷式”的承转，以争取下一次的机会，侥幸之下会增加更大的压力。“分数银行”有扶持之意，不过银行的借贷原理能否成为教育的法宝，究其实质而言还需要综合的研判。

　　“分数银行”的好处显而易见，不过弊端同样明显。应试教育的整体评价机制根深蒂固，这种“借贷化”的形式之变，对改变分数的重要性并无多大益处。因为下一次，同样需要用分数来评价学习的好坏，成绩的高低，教学的优劣。只不过把评价的时间进行了转移而不是消解，此举甚至还没有“可以补考一次”来得更为直接和干脆，也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对很多学生来说，加力就意味着加压，减力也意味着减压。不过问题在于，压力在承转过程中不是趋轻，反倒是累计之下的加重。如果说，金融借贷是一种不错的杠杆，“四两拔千金”也好，“雪中送炭”也罢，还得取决于“借贷者”自我的判断力与把控力，如果利用得好和处理得当，那么“用明天的钱消今天的费”，则让人受益匪浅。反之，则会让人“债多不愁”，而非“无债一身轻”。

　　用经济学和金融学原理，来进行教育的实践，并不表明某种经验与做法可以“一通百通”。分数评价本身并无原罪，所不同的只是定性化与定量化的差异而已。相反，未成年人由于心智不成熟，在看待和处理“分数银行”上，未必能理智对待和全面控制。一方面，对分数的态度变化，同样也会改变学习的态度。只有当分数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方可让学生保持高度的学习自觉性，为追求高的分数而不懈的努力。借贷的后移并非没有压力，只不过是向后推移了一步，原本“60分就能万岁”，结果却要因为还债而“鸭梨山大”。另一方面，“分数银行”会让人心存侥幸。一旦形成路径式依赖或者习惯性表达，则会陷入不断举债的恶性循环之中。

　　在分数定胜负的评价体系没有改变的大环境下，这种技术性调整不过是种“精致化的形式主义”，与所谓的“淡化分数”的目的，并不完全是同一个概念。教育改革的终极目的是素质化，素质教育的落脚点是实现人格与精神的塑造。若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那么所谓的形式创新就会陷入虚无的境地。

　　“分数银行”是“双刃剑”。一个寄望于下一场，并会增加个人惰性的措施，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应进行综合的评价并得出结论。不过，教育改革是一项系统化工程，时下最大的问题恐怕就在于，热闹的形式创新之下，无视了最基本的内涵追求，改革的停滞不前和难有作为，“分数银行”已成一个值得解剖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