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1.5米”规则，就是说公民在围观民警执法时，应与现场需保持一定安全距离，一般情况下应保持3米以上距离，最近不能少于两臂距离（约1.5米）。

　　这一规则的提出，所隐含的另一语境是——对于民警执法，公民的围观是被允许的，而民警在现场处置时要习惯在“镜头”下执法。至于为什么把距离下限设置在1.5米，虽然具体缘由不得而知，但从对“1.5米”的“两臂距离”式描述看，其所依循的逻辑显然是规避直接的肢体冲突。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围观拍摄执法成为执法现场的冲突爆点。从表面上看，这是警察执法权与公民监督权的冲突，实际上，它的冲突根源是，执法权和监督权当以什么样的方式共存，或者说它们所代表的权力边界和权利边界如何耦合？毕竟来说，监督和执法之间，并未存在天然的冲突。

　　1.5米规则的提出，从某种程度上看，是对民警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其实却为民警在现场执法面对围观拍摄时，是否采取进一步执法措施，提供了具体而细致的依据。

　　如前述所言，围观拍摄执法关联的是警察执法权和公民监督权。而1.5米规则的提出，其背景是一场公安系统内部的培训会。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媒体的关注，那么，这里的“1.5米”规则并不能成为众所周知的权力与权利边界。更何况，即便有媒体的广泛传播，“1.5米”规则只是停留于执法层面的“安全距离设定”。与公民监督权的保障，依然存在看得见的屏障。

　　而当我们把执法权与监督权视为一个共存的整体时，对执法流程的规范，本身也就是对相关监督行为的明晰——什么执法行为可以拍摄；什么样的拍摄方式可以被接受。更进一步来说，就是对表现为“围观拍摄”监督权的承认和尊重。

　　于此而言，我们需要期待一场因于“1.5米”规则的公民赋权。通过顶层设计，以制度规范的形式，明确公民在类似的执法现场中，拥有哪些合法权利、需要遵守哪些义务，以实现公民监督权。此外，同样需要提醒的是，“1.5米”规则同样需要上升到警察文明执法的法律制度规范中，以确保该规则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从1.5米规则的设定到对公民的赋权，看似权力约束与权利扩张的过程，对执法者和监督者来说，其实是一个双赢的结果，监督者和执法者之间，实现了可约束的平衡。尤其是对执法者来说，在合理的边界内进行正当执法，就能规避不可预控的风险，防止陷入有理说不清的舆论沼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