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在月度例行宏观数据发布会上表示，近期印发的多个涉及到生态文明指标的考核，对生态环境质量等体现人民获得感的指标赋予很高的分值和权重。具体而言，人均GDP增速权重仅占1.83%，但是单位GDP能耗权重达到2.75%；PM2.5指标达标权重占2.75%，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权重为2.75%；地表水劣五类水体比例、森林覆盖率等权重也为2.75%。(1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

　　在评价指标中增加环境权重的考量，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创举。之前，就有绿色GDP的创意和做法，尽管其具体制度设计与此次生态文明指标的考核有所不同，属于在GDP的增长中减去环境受损的成本，但是其根本宗旨和基本诉求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持环境的青山绿水，防止污染的发生。可遗憾的是，绿色GDP的设想似乎并没有在现实中生效，人们的感受是：经济的确在快速增长，但是环境也确实在不断恶化。比如，2016年让人有些透不过气的雾霾天气。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央出台了生态文明指标的考核，并将环境权重加大，超过对GDP增长的强调。无疑，这是一种导向——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能忽视对环境的保护，不能再陷入先发展再治理的困境。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导向就是其努力工作的方向，当GDP成为评价官员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指标时，他们必然产生不可抑制的GDP崇拜；而当生态文明的各项指标直接影响其标价时，对环境的重视必然更有可能成为现实选择。这就是顶层设计的意义和政策导向的价值。

　　当然，这种理念的转变有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所谓被动，是因为导向变了，为了紧跟导向，必须对发展的理念做出适时的调整。而所谓主动，就是真正理解导向转变的深层背景和深刻内涵，从内心深处意识到环境其实也是一种竞争力。以往，无论是在官员的评价时，还是市场的比较中，都存在着关于竞争力的刻板成见——竞争力就是经济竞争力。我们在城市排名时，习惯以GDP的傲人总量做指标；我们在评价官员时，喜欢以推动地方经济跨越式发展作为视角。似乎，有钱的城市就是大城市，能经营的官员就是有能力的官员。在强调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人们形成了经济竞争力的固定印象。

　　而事实上，经济与人皆不能独立存在，环境是经济和人们存活的母体。而且，在所有关于城市的发展指标中，环境是决定城市生活质量的真正“短板”，即便一个城市的经济再发达，其他的综合指标再高，一旦环境的“短板”无法跟上，那么城市的发展就真正存在了“短板”——人们因为无法接受城市环境，而放弃在城市生活。2016年，这样的个案因为“四面霾伏”而在一些城市出现。如果任由这样的问题恶化，则用脚作出投票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毕竟，环境关系着人们的健康；而与健康相比，其他所谓的精彩不过是过眼云烟。

　　即便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对环境的保护也可以促进产业的转型与塑型。在持续发展理论中，不问具体环境肆意发展经济的莽撞做法是无法持久的，而且可以肯定一任官员的短期任性的经济发展，必然给地方的经济常态化发展造成长久的损坏。对于地方来说，只有根据实际情况、结合环境特点进行科学规划，经济发展的模式才能健康，经济发展的态势才能迅猛，人们才能真正于经济发展之中体验到获得感、幸福感。所以，应该认识到，强调环境权重并非对经济的遏制，而是对经济的一种良性促进。

　　环境也是竞争力，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这应该成为一个新共识。此前，绿色GDP之所以未能成为真正的评价指标，原因并非在于统计方法之难，统计数据之繁杂，而在于人们的观念还未改变，制度的设计还未刚性化。现在，当生态文明考核指标已经超过GDP增长指标时，应强调制度的刚性及考核的严肃，在制度的顶层设计之下，培育环境竞争力的新常识，从而改变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旧思维，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向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