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回最严禁燃令，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利益层面上的。1月16日上午11点，河南省近100名烟花爆竹经销商聚集在郑州商城饭店门口，要向河南省政府反映情况，这无疑是一种需要考量和应对的现实压力；另一原因是文化层面上的。按照官方的说法，全面禁燃令与民众期待产生冲突，考虑到人们的文化习惯，暂时收回并停止实施最严禁燃令，这似乎是政策的顺水推舟。但无论具体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最严禁燃令仅仅坚挺了3天——这样的尴尬结局，其实跟舆论的判断差不多。

　　当最严禁燃令出台时，人们就感到了一种权力的任性与盲目。虽然人们知道这个最严禁燃令的目的中，肯定有好的设想，比如防止环境因为燃放烟花爆竹变得更差；但是，人们依然不能接受这种站在外部的权力审美，因为它没有真正走进民心。

　　首先，在环境污染的影响因素中，农村燃放的烟花爆竹到底占怎样的比重？为何之前的燃放不仅没有造成污染反而成为一种文化？其次，其他造成环境污染的因素都清除了吗？显然，在对环境污染的防治判断中，攻坚办的思维与普通民众的思维并不一致。

　　思维不一致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公共事件的讨论和解决本身就需要一个协商互动的过程。在这个协商互动的过程中，各方的观点可以得到充分的表达和有效的诠释，各方的意见应该得到平等的尊重和积极的探讨，最终在相互协商和谅解的基础上，各方达成彼此能够接受的共识，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果的路径。尽管，与单方的拍板相比，协商互动显得效率更低、过程更复杂，但是能够形成共识的协商互动无疑能更有效、彻底地解决公共问题，并防止争议的产生和舆情的反复。

　　这一点，在最严禁燃令的实施中就体现得极为明显。因为缺少协商互动的过程，烟花爆竹经销商的利益未被充分考虑，所以他们在禁燃令颁布的第一时间表达了担忧，他们不能接受；因为缺少协商互动的环节，民众的期待未被有效考虑，直到禁燃令引起了舆论反弹，攻坚办才意识到民众的诉求何在。结果，一个看似严厉的禁燃令没有撑满3天就败下阵来，不仅造成朝令夕改的结局，而且还损及了政府的公信力。在一个越来越尊重民意的社会，当民众的表达和参与意识越来越强时，越是任性的禁令越是容易被挂上舆论的“烤架”。

　　在大数据时代，协商互动并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太多渠道可以打捞民意，有太多方式可以感知民情。关键是，在制定政策时有没有协商互动的意识：把普通民众看成是需要协商互动的对象，把他们的内心诉求和切身感受当成是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具备了协商互动的意识和自觉，才能找到真实的“最大公约数”，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做出科学合理的规划，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路径。而不是一切想当然，自己以为好的就是好的，忘记了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最终，好心办了坏事——民众的诉求得不到满足；政府的公信力也附带着流失。显然，这是缺少协商互动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