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去年12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企业所承担的过重政府收费项目发出了抱怨。他说：“我们要交500多种费，今年（指2016年）1到11月份，已经交了4000多万了。”

    宗庆后是国内很有影响的民营企业家，此话一经报道自然流传广泛。1月18日，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通过媒体披露，娃哈哈集团2015年有支出数据的实际缴费项目为317项，与企业提供的缴费项目相差216项。此外，317项收费的计算口径和国家收费目录清单公示的口径有所不同，剔除这些重复计算后，2015年娃哈哈集团及所属企业的缴费项目为212项。

    看来，宗庆后的话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专门派人到娃哈哈去作了实地调研，而且把集团下属131家企业2013年以来的缴费项目查了个底朝天。这次调查大概有一个来月，工作不可谓不认真，对于搞清楚当下企业的实际税负也有积极意义。但怎么看待数据，会影响今后的政策走向。

    如果因为实际税费项目少于企业家抱怨的数据，就不去重视缴费负担过重的问题，调查的效果就会适得其反。实际上，在民众眼里，不管是317项还是212项，仍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一个企业除了需要缴税以外，还需要承担这么多的缴费项目，在这样的压力下，要求企业能够持续发展，做大做强，实在有些勉为其难。

    最近几年，随着经济转型，我国的经济增速已经从原来的高速转变为中高速，经济增速在减缓，企业的盈利面也在缩小。为了让企业顺利转型，最近几年，政府大力倡导减税降费，减轻企业负担，娃哈哈的缴费项目变为200多项，可以视为是这种努力的一个成果。但是，从企业仍然要承担最少200多项政府收费项目来看，减费存在“雷声大雨点小”的现象，为企业减费，仍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其推出的每一个收费项目，似乎都有充足的法律依据。政府进行社会管理，自然要产生费用，比如工商管理部门向企业颁发营业执照，就会产生这个执照的工本费用。但是，政府的运转，是依靠企业、民众缴纳的税和国有企业红利、政府部门罚款等非税收入来维持的，国家每一年也向各个行政机构拨发了行政费用，在此之外再向服务对象收取费用，实际上使政府的收入在税收之外产生了另外的一条渠道。

    而且，由于这种行政收费通常是由政府部门自定的“一口价”，既不像税收那样需要经过人大的讨论通过或授权，也不像市场交易那样经过了充分的博弈，因此其收费的公正性无从谈起，政府可以通过其自由裁量权随意定价，使政府渐渐产生了逐利冲动，比如一本营业执照所收的工本费，远远超过了其纸张和印刷费。这正是行政事业性收费减不下去的一个根本原因，这种状况的长期存在，不仅加重了企业负担，而且使政府职能产生了扭曲。

    此次财政部和国家发改委通过对娃哈哈的实地调查，使企业所承担的政府收费负担得到了充分的曝光。但是，两部委的调查不应该以证实宗庆后所说不实为满足，而是应该以此为起点，对所有的收费项目逐一盘查清点，大幅度地砍削收费项目，并向最终全面取消政府收费项目努力。

    政府需要做的是回归政府本位，不管收费对象是中小微企业还是大型企业，是社会团体还是个人，政府服务所产生的费用都应该通过行政经费来解决，而不是开出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税收制度的不完善，政府财力有限，收费还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在今天，各项税收已经基本建立健全，国有企业上缴红利丰厚，政府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全面取消收费项目已经有了现实的条件。

    实际上，这些收费项目在政府的所有税收和非税收入中通常只占不到10%的比例，全面取消这些收费项目，并不会影响政府管理社会功能的发挥。最近几年，每到年底的时候，一些政府机构总是会传出“突击花钱”的丑闻，这其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国家财政下拨的费用是宽裕的，在这种情况下，再对行政收费恋恋不舍，就更没有什么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