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回首1976，那一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很多事。吉林的陨石雨，河北、云南的大地震，共和国的缔造者，三位伟人相继与世长辞，可能唯一振奋人心的就是“四人帮”被粉碎和“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这一年的冬天，我出生在内蒙古满洲里市扎赉诺尔矿区一个普通的矿工家里。父亲在矿上上班，母亲在家带孩子,靠着一份微薄的收入节衣缩食过日子。此后三年，妹妹和弟弟又相继出生。
    幼儿时候的事在我脑海里没什么印象，一些往事都是后来听母亲提起的。听她说，她和父亲结婚时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一直和奶奶及叔叔、姑姑她们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后来，搬出来也是先借别人的房子暂住，在灵泉五九住宅。
   那间土坯房不足十平米，只有里外两间屋，一进门就黑漆漆的，地是土地，墙是土墙，除了昏黄的灯光和旧报纸糊成的顶棚，整个房子里基本上都是一个颜色。
   搬家那天，只用一辆小马车就把我们一家五口人连同全部家当运过去了。等到了地方，母亲抱着弟弟、领着妹妹和我，父亲打开破旧的房门，先把包裹和行李放在炕上，把炉火燃起来，缸里面挑满水，窗户擦干净,一家人靠着一份工资独立生活的日子开始了。
    那间跟人借来的房子实在是太简陋，尤其一到天黑的时候，顶棚上随时都会有耗子窜来窜去，那吱吱的叫声和时不时探出的鼠首、鼠眼实在是太吓人，所以，生性要强的母亲发誓一定要有自己的房子。
    她相信勤能补拙，她依靠勤俭持家，她相信她比常人更坚韧、更有毅力。尽管当时每月除了父亲那几十元工资没有别的收入，三十多岁的她却依然坚持从嘴上、从日常生活中节省，尽量去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家庭开支。自此，家里稍有一点闲钱就攒起来，父母稍有一点时间就去采石头、拉土、和泥、垛房子。
    那个年代，政府相关部门对土地管理的还没有那么严格。当时，只要自己有能力，跟相关的人打声招呼，找块空地就可以建房子。
    据父母说，我们家的房子就建在灵泉也就是泉子的东南方向，原扎赉诺尔区灵泉小学的校园后面。当时，来此建房子的不止一家，因为这里地势相对平坦、开阔，而且最大的好处是离着灵泉淌水的水沟子非常近，取水和泥方便。
   平日里，就靠着夫妻俩自己干，最多是在找上家里的兄弟姐妹们帮下忙。这样一点、一点，日积月累、聚沙成塔，终于建到该上房梁的时候，距成功只差一步，家里却一点钱也拿不出来了，只能停工待料。
    那段日子，父母眼看着自己历尽千辛万苦建起来的房子不能入住，心急如焚却再也没有一点办法。一分钱压倒英雄汉是个啥滋味？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有体会。
   时间折磨着人的精神和意志。一天、两天、三天、十天、半个月过去了也没找到解决的办法。尽管日夜思虑，着急上火，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却也没有用。最终，迫不得已，父母只能忍痛把房子转给了别人。
    等我记事的时候，家已经搬到灵泉五八住宅了。石头砌的房，也是里外两间屋，跟左邻右舍就只隔了一道墙。一栋房大概有八九家住户。当年，这些邻居们相处的还是非常好的，平日里，大伙儿总爱串串门、一起上街，生活上互相照应着。因为这些人不光年龄上下都差不太多，工作基本上也都是矿上的，另外，家里的经济条件等等也都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童年时候记忆最深的就是和小伙伴们玩儿了。被一栋房子里住着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领着疯跑、做游戏，“跳绳、跳皮筋、打布子儿、躲猫猫、叠纸飞机、扇烟盒”，无论春夏秋冬，季节交替，只要吃了饭，唯一想做的事就是出来玩儿，一群土孩子们在一起疯淘。
    我小时候是个腼腆、害羞、沉默寡言、不善显露的男孩，尤其是胆子特别小，在家里三个孩子中又是年龄最大的，上边没有哥哥、姐姐领着，所以有时常常被人欺负。
    挨了打不敢还手，尽管有一肚子委屈就只会跑回家呜呜地哭，自己承受痛苦。这一点，妈妈很不喜欢。尽管母亲疼爱自己的孩子，尽管孩子受了伤害，她心里更难受，但是每次在她安抚我的同时，都严厉地苛责、训斥我，想改变我。但是，天性使然，生来就是这样，天生就是那种谨小慎微的老实人，想改也改不了。
    我直到现在都一直坚持认为我小时候的这种性格或者说这种为人处世的方式没什么不好。最起码不具有攻击性，不会随意伤害到别人，不会主动去破坏规则和挑战秩序。可正是因为这种性格，在后来受教育的过程中，在成长道路上，让我心灵上、肉体上饱受伤害。沉默的羔羊往往是会被认为软弱可欺，任意凌辱。

          二

 

    不知不觉中，懵懵懂懂地长到了七岁。这一年，因为家境窘迫，父母常常去山上开采石头，以赚钱贴补生活。他们每次出去干活的时候，把我们三个孩子撂在家里不放心，带到山上又不方便。于是，母亲把我们三个送去了灵泉区学幼儿班。（就是上文中提到的扎赉诺尔区灵泉小学）
    因为当时年纪非常小，上的时间又不是很长，所以发生在班级里，跟同学之间的一些事记不住了。我只记得班主任是位姓岳的老师，她是一位很会和孩子相处，很随和的人，从不随意打骂或侮辱孩子。除了她，另外还有一位老师印象也很深刻，但是名字始终就不知道。只记得她当时还只是个二十岁出头的小姑娘，举止优雅，身材修长，一头披肩长发映衬着白皙的皮肤和俊俏的脸庞。她常常喜欢在下午时给班级里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弹钢琴（现在想想，那应该不是一架钢琴而是脚踏风琴）。很多时候，我们这群孩子就是听着她弹奏出的优美琴声不知不觉趴在书桌上睡着的。
    在那里上学大概两三个月时间，后来，因为学校离家较远，来回接送不是很方便，等到母亲闲下来的时候就不让我们去了。去不去上学，在孩子心里都觉得无所谓啦！能每天睡觉睡到自然醒，能每天吃了饭就出去找小伙伴们玩儿，才是孩子们最愿意做和最高兴的事儿。
    童年就是这样，无忧无虑、无拘无束，什么都不去想，仿佛生活中只有甜没有苦，好像哭过或者挨了打在心里也不会留下任何阴影。尽管那时候身上穿的衣服是带补丁的，尽管喝的是稀粥，吃的是玉米面窝头就着咸菜条儿，但觉得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好像都是蜜糖的味道。

 

         三

 

    转过年，我八岁了，到了该正式入学的年龄。妈妈领着我去学校报上名，随后又特意给我买了新书包和各种文具。带着新鲜和好奇，懵懂的我走进校园，开始了受教育的经历。
    当时，一同入学的不光有邻家的小伙伴还有附近住的很多年龄相仿的孩子,一个班级里大概六七十人。那时候上学，女孩儿们背的基本上都是用手工缝的花布书包，男孩有很多也是捡家里哥哥姐姐上学时背的绿军挎当书包用。在这群孩子当中，最辛苦的要数灵北那边住的同学了。当时还没有成立“第十小学”，因为距离较远，他们每天很早就得从家出来，手拎饭盒、肩背书包，成群结伴徒步走上好几公里到学校。中午就在教室里吃饭，一直到下午放学才能回家。那时候，无论孩子年龄大小，上学路途远近，校方或家长脑海里根本没有接送的概念，早晨出去家门就不管了，全都是自己走着上下学。
   我家住的地方距离所在的学校——第四小学非常近，从家出来只需七八分钟就能走进校园了。记得那时学校的院墙都是土垒的，朝东方向开了两个门，一大、一小全都是用木头栅栏做的。顺着小门进去能看见一颗杨树，杨树北侧是供应热水的水房，西南方向就是我们的教室。教室是石头砌的房子，外墙被粉刷成土黄色，两个窗户旁边是房门。因为是南北走向，门窗朝东开，所以里头始终是黑咕隆咚的。
    我遇到的第一个班主任姓张，她当时在学校、在她交过的学生和家长中间，甚至周边几所小学里都是出了名的，是个硬茬。她个子不高、身材臃肿，整个人显得圆咕隆咚的，走起路来就跟戏曲里武大郎步伐是一样一样的，尤其是她黝黑的肤色再配上一双黄眼睛和大鼻子更显得人很凶。
    踩着不知此前曾被踏过了多少遍，黝黑中泛亮的土地，第一次走进教室，映入眼帘的是昏黄的灯光，破旧的木头黑板和破旧的桌椅，整个屋子里的色调给人感觉就是“黑”。之前，就听年龄大一点的孩子们说起过：“早些年，闹文革时这里曾打死过人，还闹过鬼”，所以天生胆小的我，腿打颤、心哆嗦，大脑里一片空白，正是不知所措的时候，又被人机械地安排着坐在了座位上，自此，我的小学生活开始了。
   上一、二年级的时候，所有的课程都是班主任一个人教，除了语文、数学没别的。这位张老师采取的方式无非就是大水漫灌，纯碎的“填鸭式教学”，方法也无非就两样，第一靠“打”，第二是“每天都留如山的作业”。
   她专门安排学生家长给她做了一根“教鞭”，平时就用这根一米多长的木头板条儿来教学和打人。上课时若有谁交头接耳小动作多，若有谁作业本上写错了字、算错了题，反正只要惹恼了她，薅过来就是一顿打。她打人的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用教鞭打手板儿，一种是捏住脸，扇嘴巴子。不光自己动手，她还授权班干部也用这种方式打人。平时，上早自习，班干部若是发现谁违反纪律，谁没完成老师昨天留的作业也是动手打人毫不客气。总的来说，她比较喜欢听话、遵守纪律、一板一眼都遵照她意图执行的学生，尤其是女生，男生稍差。这些在她眼里所谓优秀的好学生被她任命为班长、学习委员直至小组长等等，这些同学不光平时忠实地执行她的命令，另外，班级里有啥情况也会随时向她报告。有些相对顽皮的同学，在她上课过程中不认真听讲，私底下摆弄些小玩意儿，随后就是因为这种小报告挨得揍。两年时间下来，光让这位张老师打回家的就有二十几个学生。
   我在她手底下挨过揍，挨揍的原因倒不是因为淘气，不听话，大多是因为上一天留的作业没完成或者课本上做错了几道数学题。回想起那时的我，人很蔫，不愿意吱声儿，是个中规中矩毫不起眼的老实学生。怕老师、怕那些班干部、怕被拽到前头挨揍，所以尽量让自己做得好。但我只是个孩子，数学课上算错几道题是难免的。结果被薅到前头，没等挨打，让她咋呼两句整个人就已经懵了，更是答非所问，于是只能任由她一边咆哮着说我傻、说我笨，一边忍着疼挨打,此时，课堂里还时不时会爆出一阵哄堂大笑······
    她留的作业我也几乎完不成。给一群刚入学，刚学写字儿、刚知道一加一等于几的孩子，每天都留十几、二十几篇作业，任务太重啦！我那时放学回家吃过饭就开始写作业，写着、写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第二天上早自习，班干部们一检查，没完成作业，又是得挨一顿揍。现在回想起来，相较大多数同学，我的作业虽然特别工整，但是写字速度确实比他们慢。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母亲后来听邻居们说起的，她们说：“她家的孩子其实也写不完，有的是哥姐，有时是父母帮着写的”。
   那时候，这位班主任虽然每天都动手打学生，但也是见人下菜碟。首先，她赏识的那几个学生基本上是不挨揍的，另外，学校教职员工家的孩子她也是轻易不会伸手的。剩下的多数都是老百姓家里的孩子，那她可就无所顾忌了，除非你今天不犯错，除非你做对了她出的每一道题。
   若说起那时候相对快乐一点的事儿，可能也就是课间十分钟或者班级里开队会了。整天坐在黑咕隆咚的屋子里，看着那位拿着棍儿，长得凶神恶煞模样的张老师指着黑板教我们认字，教我们算题，脑神经时时刻刻紧绷着，就像是一根儿长期受压的弹簧。忍啊、忍啊！终于耳朵里传来了叮当、叮当的响声，心里头想着外边儿，但还是不敢动，要她说下课才好使。
   出了班级也就是去趟厕所，然后在教室门前转悠着玩儿一会，放放风。男女同学自然而然地分成两个互不接触的群体，各玩各的。尽管是一个班级、一个小组哪怕是两人同桌也跟陌生人一样。这都要归功于那位老师和她手底下培养出的那帮会打小报告的班干部。规矩就是这么定的，违反了就得遭举报，就得挨揍。纵然是这样，能在课间走出教室也算幸运的。每天、每堂课后特别是午间时候总有几个表现不好的不允许出教室，不能回家吃饭，轻则重新做作业，重则挨打加罚站。
    开队会可能是班级里唯一的群体性娱乐活动了。班主任看好谁就让谁当演员，演出节目和内容也都由她一手安排。不外乎找到学校大队部要两张相关的旧报纸，按照上边照猫画虎弄些快板、儿歌、朗诵之类。那时候，能在全班同学面前演节目很让人羡慕，从报幕到表演者肯定是平时表现比较好，成绩优秀，班主任特别认可的学生。而向我这样的只能是私底下羡慕不已，另外只有鼓掌的份儿了。
   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班主任换成了姓李的老师。这位倒是不动手打人，可手段也够硬。她从精神上折磨你，准确点儿说就是只要你学习成绩不好，她就反复地在课堂上、在全体同学面前羞辱你，三天两头叫你家长来学校罗唣，什么是“为人师表”，什么是“以德育人”，在她脑海里根本没有这种概念。定期组织考试成绩不好的学生到全年段各班级去“游街示众”，就是她在全校牵头组织并推广的。在她的意识里，孩子学习不好就是自身有问题，就是家长监管不到位，跟学校的教学环境，跟她这位老师的教学水平一丁点儿关系都没有。那时候，不光她一人这样，全年段四个班级里都是这种氛围，班主任相互之间比着惩治笨学生，那招数使得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平时，上手段折磨学生不算，特别是为此安排学生家长来学校的时候，她们更是会端起架子，翻起一双白眼，尖酸刻薄的话说出一大堆，大体意思就是“你家的孩子笨啊！咋教也不会啊！不行就留级吧！不行就领回去吧！”孩子的自尊心能不能承受？回家后，家长会以何种方式对待？她们从不考虑。
    也还别说，在这种按图索骥、照本宣科，就会强迫你死记硬背，恨不得掰开你脑袋往里灌的教学方式下有些学生却还表现不俗。他们上课时能做到精神集中，能把老师的话听进去并照此一板一眼地做好了，从不因教学内容枯燥而逆反和厌倦，执行力或者说是自我约束能力非常强。但遗憾的是尽管他们是老师眼里的聪明学生，智商比常人高一筹，但好像也没走多远。初中时，他们在学习上、在方方面面的表现就已经不出众了，上学的结果就跟大多数平凡学生一样。
    性格决定了我接受不了这种教育方式，更讨厌这样的老师，所以对学习始终提不起兴趣，每天只是被动地去上学，被动地听她讲课，没有目标、没有动力。那时候，吸引和启发我的是课外书，第一本影响我的书籍是《上下五千年》。那本书此前一直在家里煤棚的角落放着，书很厚，破旧的封面儿，泛黄的书页上还有被老鼠啃过的痕迹。偶然一次无意中翻起它，看着看着就爱不释手，放不下了。随后，见到邻居家、见到同学手里的旧话本，见到里边的历史故事就着迷，再以后开始读梁羽生、金庸和古龙的武侠小说，那里边的故事情节可比老师的讲课内容强多了，不用死记硬背就能深深印刻在脑海里。
    上三年级后不久，我们就换了新教室。新建成的砖瓦房，东西走向，非常亮堂。一进门斗左右两侧各有一个班级教室，室内地面铺上了砖地，冬天里再不用挨冻受冷，靠“地火笼”就可以取暖。毛玻璃替代了木质黑板，那些已经破的不能再破的桌椅也终于被淘汰。另外，门斗里还安有电铃，打更老头再不用拿上锤子按时去敲悬在校园里的那个铁疙瘩了。
    这时候，我们年段开设了音乐、图画、体育和书法等课程，乍一看课程表上出现的这些新学科很吸引人，满怀期待地等到老师给我们上过几堂课之后，我又回到原来的状态了。真的是没办法恭维，不知如何去赞扬，这拨棒槌咋全让我赶上了呢？
    书法课上没有人告诉你汉字书法的源起，没人告诉你如何提笔运气。她只告诉你把字帖放在课本下边衬着，先用铅笔把字帖上整个字儿的轮廓描下来，然后，用毛笔醮上墨汁填满格——这就是中国书法。美术老师倒是会画个兔子、画个鸡、画点儿花草啥的，黑板上用粉笔画出来，让你在下边拿着铅笔照着描，谁画的象，谁得五分。啥叫素描？啥叫水墨粉彩？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体育老师会教你立定、稍息、列队看齐、向左右看、齐步走，然后围着操场跑两圈，在就解散玩儿去吧！就这么简单。校园里后来建成了简易的篮、排球场地，除偶尔会有年龄大一点的学生在那里拿着球玩儿，我就从来没见体育老师上过场。音乐老师背着手风琴来上课，在发的音乐课本上随便找两首相对简单的歌曲，她唱一句，你跟着学唱一句，一遍一遍唱熟了为止，至于全班同学合唱的调子准不准，全凭感觉再就是看那些嗓门高的同学往哪儿领了，其他的真就没学过。历史课、地理课上，只要放个认识字的人站到前头就可以讲，学不学得进去是你自己的事，能不能领悟要看造化。
   尽管这样，此类课程的上课时间也经常性地被挤占。班主任只要觉得有必要，随时可以跟任课老师打声招呼，课堂上教学内容马上就换成了语文、数学。这本来就是各方都认可的事儿。首先校方支持，他们觉得班主任这么做是尽职尽责；班主任觉得自己为这帮孩子可真是呕心沥血了；又一堂课可以理所当然地不去上，做为任课老师何乐而不为呢！
    当时，学生的家长能有多大见识？一个个不过是生活在偏远落后地区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老百姓，受传统固定思维教唆，眼界就那么高。既然校方和班主任老师觉得理所当然应该这么做，他们感激都来不及，那还会有质疑的。
    不光开设有相关课程，另外，学校那时还成立过体育、书画和音乐学习兴趣小组，由相关的任课老师遴选，各班班主任帮着参谋，选拨一些有相关特长的同学参加。下午课时从各班抽出来组织到一起开小灶，重点培养。
    能加入其中自然是每个孩子所向往和期待的，可惜这种文体方面的事儿始终就和我无缘，首先，从班主任这块就觉得我天生不是那块料，她这关绝对通不过。绘画和竞技体育上别说了，咱确实没那种天赋，做不来。文学或音乐方面，我觉得倘若少时能遇高人点拨，现在不说顶尖混个知名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可惜那时老师意识里只考虑平时表现及唱歌的嗓子或弹琴的手了，她没到那个层面，当然不懂什么叫——“文艺创作”。现在想想也亏得没被选上或加入其中，盐碱地里长不出参天大树，再有天赋、再有悟性、再聪明的脑袋也经不住铅灌。我若是混迹其中，可能反倒没有今天自己悟出这两下子了。
   周围有很多现成的就是例子。学到毕业，直至后来，重点培养的也只是普通人一个，当年教的和他们所掌握的内容加一起，连个业余爱好，连个一技之长都算不上。
   印象里记得最深的就是学校开过几次运动会和组织大合唱了。为开展好此项活动，校方提前很长时间就开始着手谋划和筹备。每天下午，透过教室的窗户总是会看到体育老师领着弟子围着校园操场用白灰画跑道。在大队部老师带领下，参加鼓号队的同学们也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入场彩排。眼睛里见到这一幕，心中就满是憧憬和向往······
    对于班级里谁适合报名参赛？谁可以参加鼓号队？班主任肯定也是亲自安排。被选上的这些同学眼神里边神采奕奕，早就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提前进入状态了。
   此前两天，班主任会要求我们每名同学都必须身着白小褂、蓝裤子，另外就是反复地练习整体队形、齐声喊口号和强调组织纪律等等。
    活动开始的当天，是学校周围和校园里最热闹的时候。外面全是赶来看热闹的人群，男女老少、大大小小啥样的都有，有很多此前已经退学的孩子也混迹其中。学校门口更排满了叫卖爆米花、山丁子、野山杏和各种糖果的小商贩。此时，校园的高音喇叭里传来运动会即将开始的消息，主席台上，校方及相关领导已经各就各位，现场彩旗飞舞、锣鼓喧天，随着“运动员进行曲”欢快的节奏，各支队伍开始按顺序入场接受检阅。排在前面的是鼓、号和彩旗，紧接着是教师及参赛运动员方队，随后才依次是各年龄段、各班级队伍。
    作为一个少不经事的孩子，开幕式上，校领导拿着手稿在主席台上一字一板地念的是什么毫不关心，围坐在赛场周围看比赛，给自己班级的同学加油助威，却很投入、很激动、很用情。发令枪一响就目不转睛地盯着赛道上奋力奔跑的同学，就扯开嗓子喊——加油！加油！那声音此起彼伏，一声高过一声，场外的人反倒比参赛者更紧张。
运动会的各项赛事不外乎中长跑、跳远或者撇个铅球、铁饼啥的，总共也就一天时间，中途还要进行新队员加入少先队，带红领巾仪式。当时，这方面显得很郑重，要班主任提前举荐，经校方大队部审核方能分期、分批加入。在给新队员系上红领巾之后，还要由学习好的，平时就一直表现突出的学生代表这些新队员在全校师生面前做表态发言，内容不外乎“忠实、忠诚、继承、发扬”一类的词儿，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嘛！
   反正听着那话语挺激励人，深受鼓舞。现在想想发言稿内容肯定是由相关老师写好，让学生照着念的，否则刚上三年级，字还没认全呢！能懂那么多？往深处再一考量，没准儿就那一套词儿也还是被反复使用了多少年的呢！也说不定。当时，学校里从书记、校长再到每个老师基本上全都是文革前后参加的工作，很多任课老师还不属于正式教职员工，那个门路上来的都有，就他们肚子里那点儿墨水和眼界，说个百十字的开场白都得照着稿子念，讲话或发言内容里全都是墨守成规的老腔调，连个与时俱进、略有新意的词儿都没有！
   第一批加入少先队，像我这样的笨学生肯定是轮不上的。为此还委屈了很长一段时间，感觉很丢人，当晚到家还一直呜呜地哭鼻子，让妈妈哄了、安慰了很长时间。到第二天上学，看着人家孩子胸前都佩戴着鲜红的红领巾，心里就不是滋味儿，总觉得自己不如人，很自卑，心里头有阴影。长大后，我的心态上有时会略显偏激，这和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及学习经历肯定有很大关联。
   学校组织大合唱是因为当时上头有相关要求，要抵制奢靡之风，高唱革命歌曲。为此，校方专门跟灵泉电影院联系了，由他们提供场地。也是先由班主任提前选定了三首歌曲，然后，每天下午按时组织排练，全班进行大合唱。班主任和班干部对此到挺用心，为了拿名次、争第一，从大小个排队到由谁领唱、由谁指挥全都挑选平时就信得过的那些“精兵强将”。这时候，学校里懂音乐的、也就是此前那位组织鼓号队的大队部老师变得更红了，广受众人捧，各年龄段、各班级争着、抢着邀请啊！那指导时间排的是满满当当的。她为此来过我们班几次，印象里最深的就是她如何指导我们班合唱队里的指挥了，她对那位同学说：“你就照着电视上那样，左右手抬起来，一开、一合地比划着就行”。噢，天啊！
   这些都只能算是上小学时的插曲，班主任每天教的语文、数学才是正题。我在她们眼里至始至终都属于那种不可救药的笨学生，从入学一直被提了到五年级也没改变老师对我的这种看法，学习成绩也一直不上不下的没多大长进，准确点说虽然在班级里学习成绩排名没进倒数，但又只差一点儿，从中间逛荡的那种。平时，在班主任、在班级同学心目中里的地位，我就不赘述了，反正是好的瞧不上我这样的，不太受待见。
    随着形势变化，越是临近毕业，学校对各班的学习成绩抓得越来越严了。班主任感觉有压力，自然也就转移到了学生身上。措施不外乎就是严抓加严管，在已经紧固的螺丝上再拿扳子紧几扣，每天晚放学一个小时，每天做不完的模拟试题。那段时间不知是为什么，她眼睛里突然盯上了我和另外两位同学，就是不想让我们升初中，不想让我们三个参加考试。开始是在班级里反反复复地唠叨这件事，后来看我们三人都闷头儿不吱声、不表态，就开始叫家长。为此一共来过有五、六次吧！当着家长的面，反复地数落我们，意思就是听她的话，知难而退，别考了，留级再让她带一年，兴许还有希望。
   我这个人从小虚荣心就很强，特别是脸面上的事看得很重，当时留级是件很丢人的事儿，心里头如论如何不能接受。在学校被她数落的时候，不敢还嘴，只能呜呜地哭。跟着母亲回到家之后，父母面前谈论此事，也是心里含着怨气，一边哭着，一边跟他们说：“宁可考不上，在家待着，我也不留级”。看我如此倔犟，父亲就是训斥，埋怨我不听话，幸好母亲还没完全被班主任那一番话给唬住，她支持我。后来，在报升学志愿的时候，三个人中，我报的是第二中学，另外一个尽管学习不好，中学距离他家又远，但还是报的四中，第三个人听从了老师的意见，自愿留级，没有参加升学考试。
   当时，在四小老师和学生圈子里都说四中比二中教学质量好，各班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中报考四中的相对比较多，就好像考上该校就能上大学似的。现在回过头一看，也没发现有多大差别，甭管是当年考二中的还是上了四中的，大都也还在扎赉诺尔生活，手持初中毕业证择业，上学之路就此完结。我们三个就可以算作例子，当年奔着四中那位也是混到初中毕业，现在煤矿下井呢！另外一个留级的，跟着班主任又学习了一年反而更糟，上到初中二年级就退学了。
   临到全部课程结束那天，班主任突然间来了感慨。啥内容也不教了，啥试卷也不让我们做了，鼻涕一把、泪一把地给我们讲上了，先是诉说她这些年的辛苦、这些年的不容易，为了全班学生如何的尽心尽力，把心操碎啊！随后是逐个做了一番点评，重点提到的当然还是她一直特别认可、赏识和器重，学习成绩优秀的那些班干部们，这个将来肯定能考上大学，那个将来会有出息······
   时间验证了一切。七年之后，等我这个笨蛋混到技校毕业，猛然间发现，我怎么好像成了当年那个班级里学历最高的学生呢？二十八年之后，再回头一瞅，在扎区当地、在省市乃至全国与我们同龄，知名的政、经或科技人才里好像也没听说谁是出自是我们班的。
   她不过就是一个赶上那个时代，才当上教师的普通人，能有什么非凡眼光。

 

         四

 

    升初中那一年，我十三岁。等领到录取通知书时特别得意、特别兴奋，眼睛里紧紧盯着那位小学的班主任，她却故意不瞅我。索性拿上那张纸，招呼都没打，头也不回就出了四小校园。然后，兴奋地跑开了，笑逐颜开地进家门，大声告诉爸妈——我考上了。
    相比小学时那种强迫、高压的氛围，初中三年，老师们对待学生要平和、宽松的多；相比枯燥、乏味，受折磨的小学生活，我的初中经历是美好的。三年时间虽然短暂，虽然学习上依旧没什么大的长进，但是和老师、和全班同学相处的非常好，友谊的花，结出了果。从当初一同走进校园，成为同班同学，到后来毕业各奔东西，尽管时隔那么多年，我们相互间不但依然还能记起对方的名字，而且到现在还有联络。虽然环境变了、身份变了，但好像心还是当初的颜色，偶尔聚在一起的时候，把酒言欢叙叙旧、聊聊过去，全班每一名同学记忆里总有一个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总有一个同桌的你。
    时间上大约是在我们小学毕业的前一年，扎区灵泉小学就已经黄了，整个校园都转成第二中学的分校，我们初中一年级就是在这里上的。当时，校园里环境设施非常简单，东边是大门，进了大门正对着一片平坦的开阔地就算是操场，往右一转是教师办公室，紧临北侧院墙有一栋东西走向，近百米长的校舍就是各班教室。我们那届大约共有二百多名学生，被分成六个班，由东至西依次为各班教室，我是一年三班的学生，一进校舍大门，走廊左边第一间教室就是我们学习的地方。
    入学的第一天很兴奋、很稀奇，看到了新的环境、新的同学特别是当班主任老师走进教室的时候眼前猛地一亮，只见一位中等身材，西装革履既年轻又帅气的男士健步走上讲台，进入了我们的视线。他先用目光环顾了一下全班同学，随即说出一段简洁明了的开场白，声音不大但很有震慑力，刚才座位上还一直嗡嗡的吵闹声瞬间没了。面对着黑板，他用粉笔写下几行字，接着又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李昆，是一年三班的班主任，今后将由他带领全班同学一起学习。
    介绍完老师，再说说班里的同学。像我就是四小的，其余多是来源于第三或第十小学，尽管开始时大家相互之间不太熟悉，有些拘谨，但没用几天就很快融合到一块了。相比来讲，班里边来自四小的学生全都稍显稚嫩，特别是男女生之间不太愿意接触，这跟上小学时的环境有很大关系。十小的同学大都很文静、很随和，属于性格内敛的人。当时，那些自第三小学毕业的同学是领着我们玩儿的头，班级里开展过很多次文体活动全都是由他们牵头张罗的。从中可以看出来,这几位同学此前就经过一些历练，年纪虽小但已经具有一定的组织谋划能力和号召力，尽管才上初中，他们身上的特长却已经开始显露。
我那时候作为学生，其主业当然还是学习。刚入学的那段日子感觉一切都很新鲜，心里面也暗暗叮嘱自己这一回应该好好学了！可是竖起耳朵、瞪大眼睛，老老实实坐在座位上听过几堂课之后，又开始管不住自己了。注意力不集中，玩、玩、就惦记着玩，对讲台上老师们所教授的课程没兴趣，总觉得学习内容太枯燥，不愿意学，学不进去，心思只放在玩儿上面。不是自己无知，其实大道理早都懂。不怪周围有人勾引，还是自我约束能力太差，经不住干扰、经不住诱惑，这可以说是我少年时候甚至直到现在，个人身上所存在的一大缺点。
    其实刚开始，我给各位任课老师留下的初印象还是不错的。无论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还是考试成绩都还说得过去。自己感觉学习上也很顺手，远没有上小学时那么吃力。可就是坚持不下去，做不到“持之以恒”，做不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眼看着我开始不专心学习，有几位老师曾一再的提醒我，教英语的李凤珍老师为此还专门找我谈过心，但是教诲的话能听明白，却改不了我身上的坏毛病。上课时不认真听讲，作业就知道抄，年少轻狂心不安分，只顾着眼前玩乐，把无所事事当做潇洒快活，三年初中，学的是一塌糊涂。
    现在回过头想一想，学没上好，主观上还得怪自己。总把学习当负担，从未对此有兴趣。那时候明明知道这么做不对，可又偏偏随波逐流，由着性子非要去这么做，就跟着魔上瘾了一样，想管都管不住自己。客观来讲，与当时的那种社会风潮也有很大关联，周围环境不是很好。我上学那些年，也就是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当地的人群中有一种躁动，表现为叛逆，不服管教，扰乱社会秩序、违犯法律法规。特别是在一些闲散的青少年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当时，打架斗殴的人特别多，社会治安混乱，很多小地痞、小流氓整天就围着校园转悠，骚扰学生甚至是骚扰老师。在这一撮人里边，很多都是缺少家教，从未上过学或者是此前就已经退学的无业游民。他们每天无所事事，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抽烟、酗酒、打群架，反正是正事不干，坏事不断，校园里自然也有一些潮人愿意跟他们勾肩搭背，掺和在一起。这无疑会给我们尚且幼稚、缺乏定力的青春期心理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十三四岁上初中一直到十六七岁毕业，正是我们这帮孩子青春萌动的叛逆期，那时候能不受干扰，能正经静下心来学习的同学也有，但不是很多。这也许跟家庭环境、跟自身性格有很大关系，他们此后升入高中或考上大学，但一切可能更多的得益于定力而非智力。
   我身上没有那种定力和毅力，更抗拒不住周围那种风气，学习上没有可圈可点的地方，记忆里更多的是学习之外的些许往事。比如：班主任曾在课外给我们教授过希腊神话，也曾跟我们一起打雪仗，领着我们上山去玩儿；比如：上课时低着头偷偷和同桌聊天或者私底下翻看言情小说；比如：平时的作业全靠抄，试卷上的选择题全靠懵；比如：学唱过流行歌曲，也热衷于港台剧；比如：坐在教室里呆呆地瞅着黑板，心里面却想着心仪的那个女生；比如：自以为很成熟，穿着很时尚，其实不伦不类，幼稚的可笑；比如：早自习上总有聊不完的热络话，每天放学结伴一起回家；比如：下课时站在教室走廊里抽烟，听见铃声响起，顺着窗户跳出去逃课，而后提心吊胆的玩耍，而后又一起受罚······
    忘不了，忘不了，就是因为那时候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都是想找再也找不回来的，所以直到现在还喜欢听《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百分百女孩》，喜欢《那些花儿》······歌声里有过往，有我们曾经的故事。
    相比这些不争气的学生，教我们的那些初中老师反倒是出了不少才俊。他们大都是正规学校毕业的，自身素质、能力水平过硬，思维理念和思想意识先进，值年富力强时积极进取，后来，出类拔萃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像李凤珍老师，她是教英语的，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在当地教育界小有名气；周如刚、宝音老师后来离开学校，在企业里做职工培训、做销售工作做得很出色；我们的班主任——李昆老师，是扎区第一批经考录的公务员，后来去了上海又重回教育岗位，现在一所知名的中学执教。其他的还有很多位，随后都离开二中、离开扎区，去外面谋求更大的发展了。

 

         后记
  

 

    人到中年，虽无所长、又没什么作为，但经历的多了，对世间百态终归还稍有洞察。成熟心态下，写出这些东西纯粹就是为了对自己的初始经历做一番回顾和总结，顺便发发牢骚、吐吐口水，仅此而已！
   环境影响人，环境造就人，遇到的和面对的，都不是你能选择、你能左右的，很多东西都是命中注定的。
    回想起接受义务教育那些年很有意思。例如：我在上小学时就搬来搬去，曾先后换过三次教室。特别是三年级时，上边来了要求，小学由五年制教学改为六年制。当时因为时间仓促，学校连相关的课本都没有订到，让学生们自己去借课本，对付着弄了一年，结果四年级又改了回来。
   中学三年依然如此。初一在分校上学，初二就搬到总校了。总校的教室很有特点，大概是历经文革的缘故吧！很多教室的外墙上都涂有“将革命进行到底”或“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样式的标语。在那上了一年后，又整体搬回了分校，搬到新建起的那栋教学楼里。折腾、这顿折腾！身不由己地跟着折腾！
   我们那一拨学生里没人成长为达芬奇或者爱迪生，也没涌现出道德模范或文明标兵，但当中或有天分、或有潜质的，到现在也只能认命，做个毫不出众、籍籍无名的普通人吧!
    上小学那会儿，要求我们要“五讲、四美、三热爱”、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要求这些学生的时候，咱先看看带学生的这帮老师是啥个出身。我曾为此专门了解过这拨人的履历。当时，年纪大一点的四十多岁，小的三十出头，女性占多数。例如：那位折磨人的班主任就很有代表性。她小学毕业，初中一年级赶上闹文革，学习时断时续直至停课，混到手一张毕业证。文革结束后，因当时形势需要，矬子里拨大个进入“师范班”，在该班学习一年的就可成为小学老师，学两年的直接进入中学执教······
   估计上层当时可能只考虑如何解决孩子受教育和普及文化等迫切问题了，剩下的只能逐步去改善和提高。于是速成加量产，“师范班”里出了很多老师，但学校里相应的教师岗位仍然有空缺，于是又从其他门路再补充。
   说到这里，我先引出一段题外话。从前一直到现在，只听说过扎赉诺尔人里边有考上重点大学的，但是能进入北大、清华等顶尖学府，能在名校里拔尖，能随后在各行各业干出名堂、成就斐然的人物，有吗？见过扎赉诺尔人里边有会吹拉弹唱的，有擅长体育项目的，爱好摄影、绘画、书法或文学创作的，但终成大家，家喻户晓的，有吗？单从人口基数上来讲，这一点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究竟为什么没有出现呢？缘由在哪里？
    记得上小学时曾学过一篇课文叫《爱因斯坦小时候》，记得当时还有篇课文里描述“牛顿小时候也是个笨蛋”。为什么他们能最终成为科学巨匠？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周围有适合他成长、进步的环境，身边有培养、挖掘他的人，所以他们的智力和潜质得以激发，长大之后成气候了！从当代科学名家霍金身上更应该得到一种启示——“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谁脑子里的文化知识都不是天生自带或者直接灌输进去的，谁身上的思想境界和道德品质都不是与生俱来的，一切都得靠后天培养和持续教育。为什么近些年甚至都开始流行胎教了？为什么现在的家长从幼儿园起就逐步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了？为什么择校、择师？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启蒙教育最重要，人才是好的环境培养出来的。
    古语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百年大计，它关乎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近些年，随着地区经济发展，学校环境设施日臻完善，教师的地位和工资待遇也是与日俱增。在学生敬爱老师、家长尊重老师、社会群体理解老师的同时，老师们更应该知道如何教书育人、如何为人师表，更应该履行好自身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不误人子弟，才能桃李满天下！

 

    作者简介：张燕锋，男，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扎赉诺尔生人。现为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自小在矿山成长、学习和工作，一直酷爱写作。曾先后有诗歌、散文、歌词、新闻通讯、报告文学和纪实摄影等作品在中宣部《党建网》、《中国安全生产报》、《中国电力报》、《中国煤炭报》、《中国矿业报》、《中国煤炭工业》杂志、《当代矿工》杂志、《内蒙古日报》、《五月风》杂志等一系列的国家级、省级以上媒体或刊物上发表。

作者：内蒙古扎赉诺尔煤业公司 张燕锋

编 辑：肖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