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

2017年是南京大屠杀惨剧发生80周年。

关于大屠杀的民族记忆，有着曲折的历史变迁。

南京沦陷后第三天，已有部分外媒，如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纽约时报》等，开始报道屠杀事件。但这些报道很零碎，国际影响有限。①

其中，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所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影响最大。

田伯烈是澳大利亚人，自1920年代起长期担任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

关于该书的缘起，时任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处长的曾虚白，晚年在其《自传》中略有披露：

“我们花钱请田伯烈本人及由其代约史迈士写两本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目睹实录印行问世。此后，他照办了；他的《日军暴行纪实》与史迈士的《南京战祸写真》两书，风行一时，成了畅销书，达成宣传目的。同时，我们又与田伯烈商定，请他做我们国际宣传处不露面的主持人，以泛太平洋新闻社名义在美发稿……”

该书于1938年3月面世。除以英文原版在欧美各国广泛发行外，“国际宣传处”还组织翻译推出了中译本（名曰《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和日译本（名曰《所谓战争》）。由蒋介石特批经费大量印刷分赠。②

南京大屠杀由此广为人知。

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在美国披露的一批档案中，发现了田伯烈于1938年1月写下的未刊电稿，该电稿称：

“自从几天前回到上海, 我调查了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暴行的报道。据可靠的目击者直接计算及可信度极高的一些人的来函, 提供充分的证明……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 很多是极其残暴血腥的屠杀。”③

这很可能是“30万”这一数字，最早的出处。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命各收复区调查“历年遭受敌人屠杀案件”及因日军暴行而死伤的人口。

具体到“南京大屠杀”，当局先后成立了三个专门的调查机构。

该机构组建最早。至1946年2月, 已获得500余份资料, 涉及日军在南京的屠杀、伤害、奸淫、劫夺、破坏、强制服役等罪行295882种。

该组织调查发现，日军占领期间，南京损失的各类财产，相当于法币2万亿元。

该机构的任务，是搜集大屠杀证据，“以供献于远东法庭”。经其调查，整理出大屠杀中有确实人证的案件2784件，包括枪杀1159件，刺杀667件，集体屠杀315件，烧杀136件，先奸后杀19件，炸死19件等。④

为发动民众参与、配合调查，蒋介石曾在《中央日报》上亲自撰文呼吁。

蒋在文章中承诺：

“在敌人大屠杀下殉难军民之遗属，冤愤一日未伸，余之责任一日未尽。……凡我同胞，其有身经当日大屠杀惨祸暨在敌伪暴力压迫之下，受有各种枉曲者，余均愿详知其事实及屠杀压迫之主谋，……一经查明属实，定处分别以战罪提付审判。”（《中央日报》，1945年12月21日）

蒋还召见陈裕光等人，亲自过问大屠杀专案调查进度。

惜因内战爆发，调查匆匆中止，未能给后世留下充裕的原始材料。

1947年，国民政府将12月13日定为“京市忠烈纪念日”，并于同年12月13日举行了首次公祭大会。

四九年后，南京大屠杀进入了历史教科书。

1950年出版的党史教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1957年出版的“人教版”中学教材《中国历史》第4册中，都有关于大屠杀的内容。

不过，冷战局势下，关于“大屠杀”的宣传侧重点已有所变化。

在“反对美国扶植和武装日本”等口号声中，“大屠杀”常常与“美帝国主义”结合在一起。

最典型的案例，是将曾救助难民的欧美友人污名化，说成“美国鬼子点名，日本鬼子执行”。如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曾被指责：

“参与了当时南京的大屠杀。他一面在金大向同学们传布亲日思想，一面和日寇串通，在‘招人做工’的名义下，把大批的中国难民移交给日寇，让日寇集体屠杀了”（《南京金陵大学对美帝的控诉》，《人民日报》1951年1月31日第3版）⑤

因为种种原因，关于大屠杀的研究也未能展开。梅汝璈撰写的《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一文，曾被指责为煽动“民族仇恨”、“鼓吹战争报复”。

80年代以前，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籍，仅有1962年高兴祖编著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此书直到1979年，才用“内部出版”的名义，从油印本变为白皮书。

前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学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在1970年代末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是“文革”后最早的一批研究生。据他回忆：

“可以说我一直在南京求学，但我们的老师从来不讲南京大屠杀，教科书也不提，任何中国近现代史的书籍都不提。”⑥

及至1982年，日本发生篡改教科书事件，称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原因是“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中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南京市开展了1949年以来首次文物普查，以保护大屠杀遗址、收集日军罪证，并筹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此后，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渐成显学，大量资料集与专著相继问世。

简而言之，80年代以前，关于大屠杀的历史记忆虽未中断，但宣传侧重点有所偏离，研究一度停滞。80年代之后，关于大屠杀的传播与研究，已基本回归正常。

迄于今日，中日史学界关于大屠杀的基本性质与主要责任归属，早已达成共识。

2006年底至2010年1月底，由中国外交部与日本外务省主持、组织中日两国历史学者，开展了一次“中日共同历史研究”。该项目，适足以反映上述分歧。

关于遇难者的身份及具体数字，日方报告的说法是：

“日军对俘虏、残兵、便衣兵以及部分市民进行了集体的或个别的屠杀，同时强奸、掠夺，放火事件也频繁发生。因日军的屠杀行为而导致的死亡人数，据远东国际军事裁判的裁决达20万人以上（对于松井司令官的裁判书是10万人以上），1947年南京战犯裁判军事法庭公布为30万人以上。中国的见解是以后者的裁判为根据。日本的研究中，有以20万人为上限的，还有4万人、2万人等各种推算。对于牺牲人数的各种不同说法，其背景是由于对‘虐杀’（非法杀害）的定义、所定地区、期间、埋葬记录、人口统计等资料的验证上存在差异。”⑦

在研讨中，日方学者还曾提出如下意见：

“其一，如果将战后东京审判和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的判决当作历史事实本身，而不引用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这对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是否尊重？其二，在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中被屠杀者与阵亡者有无区别？平民与军人的比例是多少？”

日方建议就此展开具体讨论。

关于事件过程具体细节的还原，日方学者意见颇多。

譬如，日方认为：

“日军方面并没有……制定有计划有组织屠杀俘虏的政策。”“（中方采用的）有些史料本身是否真实，应该考证后再引用……另外，如何选择史料也很重要，选择不同的史料其结论也会不同，如拉贝日记中既有关于日军的暴行，但同时也有对南京国民政府及守军的批评……”。

此外，虽然中方提出了异议，但“日方最后提交的文本中没有删除南京大屠杀中国方面次要责任的论述”，“没有修改关于中国军队焚烧南京很多建筑物的叙述”。⑧

以上，大致代表了日本学术界关于大屠杀的基本意见。

因为很难在遇难者数目上达成一致意见，“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实际上回避了该问题的讨论。

①孙宅巍：《论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早期传播》，《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②朱成山：《世界上第一本南京大屠杀史书之考证》，《南京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③吴天威译《美国新公开的有关“南京大屠杀 ”的档案资料》，《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④张连红：《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案的社会调查(1945—1947)》，《江海学刊》2010年第1期；⑤刘燕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⑥《曾“消失”的南京大屠杀》，南方都市报2013年12月18日。⑦转引自荣维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历史认识的异同——以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为例》，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学术研讨会，2010；⑧张连红：《如何记忆南京大屠杀——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的学术对话》，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