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到2015年中国人均GDP已经接近8000美元，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如果假定中国未来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维持年均6%的增长率，10多年后我们人均GDP将会达到1.5万美元以上，基本进入中高等发达国家水平。据研究结果可以预测，15年之后中国达到中高收入国家水平的概率大约为65%。

那么，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顺利步入发达国家，有的国家却无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呢？我认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就是社会流动性。政府规模过大、劳动收入比率过低及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这些都是静态的不平等，不算太可怕，可怕的是社会流动性低、社会利益结构被固化，这将造成动态的不平等，也必然会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停滞。

社会流动性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它是上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对下一代人收入、教育和地位的影响程度，这种影响程度越高，社会流动性就越低。通俗地说，社会流动性低就是所谓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社会流动性高就是所谓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举例而言，设想有两个社会，第一个社会贫富差距很小，基尼系数只有0.25，但没有社会流动性，父辈富则子辈富，父辈穷则子辈穷；第二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很大，基尼系数高达0.45，但社会流动性很强，无论父辈条件怎样，所有年轻人都有成功的机会。这两个社会哪个更有活力？当然是后者。这就是静态和动态不平等之间的差别。

我们为什么如此强调社会流动的重要性？这是因为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是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只有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才能保证动态的机会公平，调动社会上所有人的积极性，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努力工作，积极创业和创新。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以后就进入了效率驱动阶段，在此阶段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激励人们进行资本投资，人们是否愿意学习、得到教育和培训，以及是否愿意寻找一切机会去改善自己的处境，这是决定一国经济效率的关键因素。要让所有人有这样的积极性，就一定要给他们希望和机会，让他们产生“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的预期。因此，高社会流动性是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这是最朴素的道理。

经济增长跟社会流动性有非常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一国社会流动性越高，对应的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拉美国家普遍受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流动性低。秘鲁、智利和巴西的代际教育相关系数都超过0.59，这意味着如果父辈受不到好的教育，那么子辈也很难接受良好教育。而大部分发达国家代际教育相关系数都低于0.5，美国为0.46。欧洲一些国家都是0.3左右。一定的代际相关性是必然的，但过高的相关性则是社会利益结构固化的表现，它所导致的社会扭曲阻碍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从理论上看，为什么进入中等收入以后就容易引起社会流动性的下降呢？这是由于当一国经济从贫困摆脱出来之后，经济增长必然会带来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时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还没建立起来，同时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博弈中，政府还无法扮演一个公平和中立的角色，这导致一部分精英阶层利用制度和政策的缺陷为自己谋求利益，阻碍了社会流动机制的确立和完善。此外，当一个国家经历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期间，社会流动性一般比较高，对于社会流动性的下降趋势和社会结构的固化认识不够，难以形成关注社会流动性的共识。

通过以上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不是某些经济结构的变量，而是保持一个合理的高社会流动性。一个社会进入中等收入后，最可怕的不是静态的不平等，而是动态的机会不平等，是社会结构的固化。只有保持较高的社会流动性才能保证动态的机会公平，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使得经济在效率驱动阶段仍然能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