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要求医药代表只能从事学术推广、技术咨询等活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其失信行为记入个人信用记录。此前有统计显示，中国医药代表人群总数大概有300万。意见的出台，则意味着，过去“看脸”“看公关”的手段或将失效，这300万医药代表面临失业或转行。（2月11日每日经济新闻）

　　300万医药代表要失业了！听起来，这是个挺解恨的消息。医药代表似乎马上就要从走科串室的大小医院间消失于无形了。事实上，GSK在华“行贿门”后，中国医药代表们的作业环境越来越“恶劣”，即便没有这个《意见》，300万从业大军的药代行业，逃遁的早已逃遁，转型的早已转型。

　　药代消失，药价降温——这是公众最善良而朴素的愿景。不过，理想丰满，现实往往骨感。规范药代固然是反腐利器，对于虚高的药价来说，似乎未必是解颐良方。有个问题需要厘清：药代这个行当，究竟是药价火热的“藤蔓”还是“瓜果”？用药代们的话说，他们也许只是医患关系死结的“代罪羔羊”。

　　这个说法未必矫情。第一，这个行当是很有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的。上世纪药企勃兴的时候，企业小、散、乱、多，尤其是同质化产品众多，药企肉搏激烈，医药代表“带金销售”是生存使然。换句话说，他们不过是行业推销员罢了，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坐享其成的。第二，如果以药养医机制不能彻底转身，那么，300万药代就算都人间蒸发，“看病贵”依然无解。

　　底价包销、全国总代、层层转包的传统模式，并非没有换个花样返场的可能。眼下，很多人寄望“两票 制”能一劳永逸。不过，事实果真如此吗？福建省医保办处长张煊华就表示，医药代表在“两票制”下无法过票洗钱，于是要求生产企业高价出票，用自己创办的广告公司、会议公司等提供的虚假会议、广告发票从生产企业洗钱。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换汤不换药的“妙计”多了去了。再说，数年之前，一些医药代表早就被药企改革成为“医学联络员”。甚至不妨大胆联想一下，他们还可以换岗成为售前、售中、售后客服，彼时，监管部门又如何拿药代的禁令来管新职位的乱象呢？ 这些年，所谓“无红包医院”的此地无银，恐怕值得药代监管思路审慎镜鉴。

　　客观而言，药代是个合理存在。结果呢，却在诡异的利益土壤上，开出了妖异的花朵。2006年，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起草《医药代表行为准则（讨论稿）》，将医药代表的主要职责定位 为倡导科学推广，辅助合理用药。201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录入医药代表这一职业，将其定义为“代表药品生产企业，从事药品信息传递、沟通、反馈的专业人员”。遗憾的是，现实归谬了这些美好初衷。一言蔽之，药代职业无可原罪，利益分配机制才是罪魁祸首。

　　整顿药品流通秩序、规范药代职业行为，恐怕不能仅仅将药代定义为“只能讲药、不能卖药”的行业伙伴。300万药代向左还是往右，也许终究都算不上止沸“看病贵”扬起的那一泼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