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灵萱：城管有什么资格头顶国徽 “为国执法” | |||
| 煤炭资讯网 | 2017/2/20 12:00:06 一事一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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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城管将换统一新服装。城管法律地位不明，却要头顶国徽“为国执法”了，合适吗？ 国徽成为城管标识，住建部的解释是“体现了为人民管理城市的理念”。且不说城管暴力执法广受公众诟病，城管权力虽然多而大，但其执法权限一直就是模糊不清，城管能否头顶国徽，确实是一个问题。 城管的前身，称作城市管理监察大队，后来各地纷纷将城管升格为综合执法局，但是城管却始终缺乏明确的行政法律地位。 让人费解的是，依照现代法治社会“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行政理念，城管作为政府部门，虽然在法律层面上的地位却一直没有明确，却行使着范围广泛的行政执法权。 尤其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城管由于法律地位暧昧，不但没有束缚城管综合执法的手脚，反而还由于身处法律的空白地带，似乎还僭越法律制度，频频行使暴力强制手段的“警察权”。这便是城管暴力执法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 在现代法制社会，根据“法无授权不可为”这一基本原则，城管既然不能依法享有行使暴力强制手段的“警察权”，遇到暴力纠纷，解决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在紧急状况下，遇到暴力袭击时，依法行使正当自卫的权利；二是在一般情况，及时报警，由警察来制止对方的暴力行为，并对使用暴力手段对抗城管行政执法者依法进行处罚。 不过，这样一来，行使行政执法权的城管队员，也就降格到了与普通平民完全相同的法律地位。鉴于城管执法权力多，而且执法过程中面临的情况很复杂，将城管在行使行政执法权力时的法律地位完全等同于普通平民，似乎过于弱化了城管的行政执法权，与城管执法的身份地位并不相称。事实上，过于弱化城管的执行为，城管执法也就难以进行。 当前的现实情况是，在一些政府官员看来，街道管理上，需要城管来“踢摊子”；城市“创卫”时，需要城管来“争面子”；城市拆迁方面，需要城管来“拔钉子”；在收取各种税费时，有时还需要城管来“捞票子”呢。城管之用，可谓是功莫大焉。 而城管的这些“功用”，有多少是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的？既然政府官员的在使用城管的出发点上就可以无视法治，城管暴力执法又如何能够避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城管暴力就是政府官员默许纵容的结果。政府官员既然把城管当“枪”使，有道是“英雄不可自剪羽翼”，一旦城管暴力执法制造事端，政府官员也会想方设法对城管人员予以包庇保护。 政府官员将城管视为“家丁”，进而对城管暴力予以默许纵容，对暴力执法伤害他人的城管百般包庇袒护，应该就是城管暴力之花的根源所在。如果不能从法治的“顶层设计”角度，真正解决城管执法权限模糊这一问题，根除城管暴力就会沦为一句空话。如果不能将城管执法真正关进法治的“笼子”，城管暴力就一定会出来“咬人”。 城管执法权是如此之多，在城管执法权限又模糊不清的况下，城管执法自然就会行走在“执法违法”的灰色地带。那么，根治城管暴力执法，自然也会成为一句空话。 以前，各地城管制服虽然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仿警服”。其用意，就是虽然法律地位模糊，也要“僭越”法律来获得执法权。 现在，我们没有看到从制度层面上明晰城管的执法权限，却要让城管头顶国徽，似乎在“僭越”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在没有明晰城管的执法权限，城管执法依然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时，让城管头顶国徽执法，合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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