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湖北武汉市江岸区某小区，一名装修工从16楼坠至3楼平台不幸身亡。由于不少业主认为“遗体不能从小区电梯、楼梯、主干道运送出来，这不吉利。”民警、殡仪馆工作人员缺乏相应设备，只好拨打了119求助。（2月21日《楚天都市报》）

　　那些从事建筑、装修等高强度体力劳动的，大都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多的风险社会，装修工坠亡只不过是农民工工伤频发、劳动保护滞后的一个缩影。对装修工的不幸遭遇缺乏基本的同情与悲悯，在“不吉利” 的“文化堕距”的裹挟下，一些业主用生硬、冰冷的态度去对待意外离世的装修工。

　　在一个讲究“居者有其屋”的时代里，新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将装修工坠亡与 “不吉利”联系在一起，这种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会带给人们消极的心理暗示。缺乏安全感、内心充满焦虑和恐惧的业主，习惯进行“过度联想”和“恶意的揣测”，让这位不幸去世的装修工遭遇了“二次伤害”。

　　“不吉利”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问题。急剧的社会变迁，让不少人的精神家园建设在不知不觉中“慢了一拍”。社会定力的集体性缺失，让人们处于一种浮躁、焦虑的状态，丧失了理性、冷静、克制进行思维分析和价值判断的能力。在群体情绪和结构性心理压力的裹挟下，面对一些 “不吉利”的论调，为了避免受到伤害，业主们选择“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尊重、敬畏每一个逝去的生命，不能因为身份差异就“区别对待”。在一个区分性的认识里，装修工不能享受业主及其家属同等的待遇；小区电梯、楼梯、主干道运送遗体，只是业主的权利。对于外来的“入侵者”，这些业主“一致对外”；在工具理性的驱动下，坠亡的装修工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忽略、漠视农民工的生命，成为一种让人痛心的现实。

　　“装修工坠亡不吉利”不仅是一种价值认知上的误区，更是一种社会排斥。换言之，所谓“不吉利”的论调，说到底是为了建构不同群体的身份边界和社会距离。业主及其家属可以做的事情装修工却不能做，这样的身份强化，建构了一种人为的藩篱，让坠亡的装修工又一次失去了基本的体面与尊严。

　　奥斯卡获奖影片《入殓师》里，入殓师不论死者何种身份，都给予他们终极关怀、温柔地对待每一个死者，引发不少观众的情感共鸣。善待逝去的生命，“事死如事生”；哪怕是卑微的农民工，死后也应该得到体恤与关爱。摆脱陈旧、落后的迷信文化的“枷锁”，破解“人心何安”的考题，关键在于形成坚定、笃信的标准去衡量世界、认识社会，拥有强大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