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阿里巴巴公布了一组数字：2016年全年，阿里巴巴共排查出4495个达到起刑点的制售假线索，执法机关受理了其中的1184条，而最终进行刑事处罚的，只有33个，不足1%！被判决的罪犯有47人，其中居然有37人被判了缓刑。

按这个比例估计，全国因为制假、售假而坐牢的人数还真是不多，这与大众对假冒伪劣商品问题的印象形成鲜明对比。法律的“筛孔”未免大得让人吃惊。

的确，之前阿里一直因为平台上的假冒商品屡打不绝，而备受舆论的诟病。这次，他们披露的不足1%制售假案件得到了刑事处罚，揭示了问题的更深层面：刑法怎么跟上互联网时代？司法机关与电商平台怎么在大数据层面合作？

目前，电商平台打假和司法打假之间，存在巨大的信息、权限鸿沟。

BAT们掌握了天量的大数据，能够真实刻画造假、售假者的特征，通过发货地址、上网IP、网络支付的应用场景，能甄别、锁定制售假窝点，但是，电商平台本身没有执法权，也不是被侵权的著名商标的权利人，他们发现售假，只能封店、向执法机关报案，既不能索赔，也不能做出处罚。

而司法机关虽然有司法权，但却缺乏强有力技术支持。特别是在电商时代，面对动辄上万的商品类目，靠传统的手工登记、复制证据的方式，显然是杯水车薪，但是，公、检、法对于电子证据的适用又存在一定分歧，这导致很多电子证据已很充分的制假、售假案件，在现实的司法程序中却面临证据不充分的问题。

电商时代的打假，面临的是一条巨大“信息鸿沟”，制售假者在这条“鸿沟”里浑水摸鱼。网络打假的背后，需要司法理念实现在大数据时代的跃迁。

首先，要明白网络时代，制售假者的“犯罪能力”、社会危害性在呈几何倍数的放大，“假冒注册商标罪”在网下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概率适用的罪名，但在网上可能却是经常性适用的罪名，需要投入更多的司法资源。

其次，面对网络售假的天量数据，司法理念、证据标准也应该更新，比如，采信大数据分析结论、经验证的电子证据，甚至有条件地采用抽取证等证据标准。

互联网在改变世界，网购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制售假犯罪也在改变，所以，司法理念也必须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