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发微博称，建议“参考酒驾醉驾治理，设想假如销售一件假货拘留七天，制造一件假货入刑，那么我想今天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食品药品安全现状，我们国家未来的创新能力一定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马云的话重新点燃了打假这个话题。两会上，也有代表、委员建议，加重对制假售假的刑罚处罚。

　　根据刑法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立案标准是销售金额达到五万以上，这个数额已多年没有上涨。对于该罪，最高处罚是：销售金额二百万元以上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按理说，除了死刑，无期徒刑已是最高刑罚，只不过罚金数额偏低，加上实践中查处确定销售金额的难度很大，总给人以打击不力的局面。因此，就刑罚而言，需要改进的，只有加大罚金刑力度以及保证如何执行打击到位的问题。”

　　但只要求刑法加大打击，那其他法律对于打假又是持什么态度呢？这恐怕更值得反思。

　　2014年3月15日，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下称《消法》）实施，将“欺诈行为”的赔偿额度从“退一赔一”提高到“退一赔三”，并规定了最低500元额度。2015年10月1日，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又明确“退一赔十”，还规定“千元保底”。尽管新《消法》规定了“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但何谓消费者的争论并没有一边倒。不过，2016年11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送审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金融消费者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以牟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适用本条例”，这意味着，在该条例实施后，知假买假并从中获利的职业打假行为或将不再受法律保护。

　　然而，《消法》作为保护老百姓消费的法律武器，无疑应当有利于“百姓打假”。《消法》把“消费者”定义为主观上要求“消费”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如果再明确“以牟利为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不受法律保护，这对于普通消费者参与打假显得过于苛严。

　　其实，根据2014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可见，这类“知假买假”行为还是受到司法机关支持的。

　　虽然“知假买假”的职业打假行为可能存在潜在的违法和道德风险，但买假就是买假，不必拔高到道德层面。在当前假货仍然横行市场的情况下，“知假买假”具有的打假功能不可忽略，将它作为一种“功大于过”的民间打假形式未尝不可，当然，如果确实触犯了其他法律，那就另当别论。

　　所以，马云先生所称的“售假拘留，造假入刑”未必合适，但其倡导的“法治打假、行政打假、平台打假、消费者打假形成合力，谁都不应该置身事外”，这恐怕还是值得各方面共同探索的。因而，在《消法》上宽容界定消费者，从普通民众开始，构建起向制假卖假者索赔的全民防线，这样做或许真的会很有效。作者：金泽刚　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