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在各地的司法实践中，关于“公益诉讼”其实已经有了不少落地样本。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诉讼大多集中在环保领域，在消费领域却甚少有突破性进展。在很多人看来，之所以造成这一局面，或许与环境公益诉讼主体更为多元有关，法律明确规定“多种社会组织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但针对消费公益诉讼，法律仅仅将诉讼实施权授予省级以上消费者协会。从现实来看，很可能正是这一规定，降低了消费公益诉讼的启动概率。

　　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现状是，省级消协作为消费公益诉讼的适格主体，对于发起相关诉讼却长期缺乏自觉。以所谓全国第一宗“消费公益赔偿之诉”为例，其之所以会成事，最初还是源于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向广东省消委会发出了《检察建议书》，建议后者就相关案件发起民事公益诉讼——由此，就如何建立有效的消费公益诉讼激励机制，本案可谓极具启发意义。

　　就如同环境公益诉讼一样，消费公益诉讼也需要在实践中积累经验，继而摸索出一套成熟的实施路径。毕竟，纸面立法只有在一个个具体的诉讼和判决过程中，才能真正具备生命力与实际影响力。公众有理由期待，广东的这起诉讼，能够真正为今后的消费公益诉讼演练流程、确立范式。当然可以预见的是，这整个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势必很多，比如说如何征集受害消费者、如何精准展开“惩罚性赔偿”、如何公平地分配赔偿金等等……

　　一起诉讼，一个判决，能解决许多问题。其不仅能在个案追偿中兑现正义，更能够在司法实践中实现法条的具象化。但愿，全国第一宗“消费公益赔偿之诉”，能够真正让相关诉讼主体意识到自身的权利和使命，从而在今后消费维权的司法场景中展现出更多的参与性、存在感与威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