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两位校长的言论来看，他们对“去行政化”态度有着明显的不同，当然，也不能就此认为纪宝成是在反对高校的“去行政化”，而是提出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在当下的社会体制下，没有了行政级别的高校将面临何种发展境地？

　　高校的发展除了良好的软环境之外，还要有相应的硬环境予以保证，也就是包括人力、物力、财力等要素在内的社会资源。而社会资源本身存在着有限性和稀缺性，在当前的体制下，拥有分配资源权力的人或部门，谁没有行政权力和行政级别呢？在缺乏透明和监督的情况下，谁能保证这些资源分配不带有个人倾向性因素呢？资源的分配其实就是体制内各种力量的博弈过程，如果被阻拦在权力之外或者主动退出，谁来为高等教育争取有限的资源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坐拥副部级地位的南开大学，正是在当下高等教育体制下的受益者。

　　教育的发展决非一个部门或者一个行业能独自解决的，社会体制的进步也决非一个部门或者一个行业就能独立完成的。当然，龚克校长也可以在自己所在的南开大学进行“去行政化”。只是，一所大学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脱离整体社会环境的变革，恐怕是难以走远的。

　　于此而言，去行政化从来都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尤其是需要祛除权力生态中的“官本位”思想。在去行政化步履艰难的大背景下，依赖一个大学校长的“决心”来实现“去行政化”，未免太过天真了些。所谓的吐槽，恐怕也只能停留于苍白无力的个性化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