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晚，天津大悦城南开店4楼中庭，两个孩子坠楼当场身亡。两个孩子，大的四五岁，小的两三岁，事发时两名幼童被父亲同时抱着在商场四楼栏杆处看夜景。结果，一个孩子跌落，父亲条件反射去抓，非但没有抓住，怀里的另一个也坠落了。律师王优银认为，家长是否有刑事责任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分析，目前来看，第二个孩子的死亡中家长要负担刑事责任的可能比较大。

对于这位家长来说，这是一个无法终止的噩梦。由于自己的失误，失去了两个孩子，这只是噩梦的开始，而在今后的生活中，这位家长则无法摆脱最后场景在心中的重复出现，这是人的心理反馈，也是人的意识停顿，不管是谁经历了这样不存在原谅借口的事，精神上都会难以自拔，可能成为终生之恨。

但是，在现实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压力传导体，不管是谁，不幸遇到了什么样的事，周边的人和社会环境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疏解压力的导体。而作为身心正处在极度高压之下的这位家长来说，尽管他存在着极大的失责，但他也是一个人，现实已经对他给予了足够的精神惩罚，而且这种精神惩罚会伴随他终生。

然而，文明社会的进步目标，对于亲情之间来说，并不是非要惩罚已经有了负罪感的人。这位家长，虽然活着，但在他心理层面的感受一定是生不如死。惩罚一词，其来源于大自然的翻译，意为自然力给予的天来之罚。但对于这位家长来说，生不如死的负罪感，已经是一种不罚自痛的最高惩罚。

而出于文明社会的本真目标，那就是要让有负罪感的人，尽可能早日得到人性的基本关怀，这是人类社会进化出的一种对负罪感的洗涤方式，它的意义在于人性的召唤与心灵的回归。人去不能复生，两个孩子已经到了天堂，而这位家长还在人间，因而他也是文明社会进步要包容的一分子。

因此，对于这位家长来说，社会环境不必给予他责怪，试想，父亲之心的责任高度，难道还不如责怪之心吗？在文明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压力传导体，但也正是因为文明二字，才使得压力传导成了一种人性化的传导。在这件事中，律师王优银认为，家长是否有刑事责任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分析，目前来看，第二个孩子的死亡中家长要负担刑事责任的可能比较大。

这可能是一种来自于法律的现实，但任何法律的本意都不支持“一罪二罚”。这位家长已经受到了来自心灵深处的惩罚，因为他本身不是主观故意，如果再让他负担一次刑事责任，显然法律就扮演了多余者的角色，因为法律惩罚的根本目的，就是追求身心合一的境界，即被惩者在得到刑罚的同时，心灵也感到无限的痛苦。

而就这位家长的精神现状来讲，极度的负罪感，就是一种发自心灵的痛苦，在这种发自于根的痛苦上，也就没有必要再给予什么刑事责任。而社会声音的传导，应当向着有利于给予这位家长心灵回归的方向发展。同时，对这件事的社会反馈来说，更应当将重点广普地放在如何防患于未然上才对，而不能只是简单地停滞于对这位家长的责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