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聊城“刺死辱母案”在舆论场被热烈争论。3月26日（这个非工作日），最高检宣布将调查此案，并依法调查警察是否失职渎职。最高法的官微也转发了山东高法的相关通报。同日，山东省公安厅已派出工作组，赴当地进行核查。而聊城市也表示将对警察不作为、高利贷、涉黑开展调查。

公众看到了司法机关对于民意关切的回应，但不可将此概括为“民意的胜利”，这种表述本身已将民意与法治对立。

民意不是去压服法律，而是要在法律里找到令人信服的正义；法律是经过技术归纳的民意。在这次“辱母案”中，我们看到司法、舆论良性互动的可能性。

以往，不少公共案件，对立的论者纷纷用“法官枉法”“舆论干涉法律”给对方贴标签。似乎，民意与司法必须截然对立，甚至“为了对立而对立”，否则无以彰显司法的独立性。

此案“辱母”的细节引发了公众的强烈的共鸣。“母辱不护，且待何人？”这类诘难中固然不乏情绪的成分，但是背后是人们对于正义的朴素理解，这恰恰是一个民族法治精神的魂魄所在，应在法治管道中有所呈现。

现代化语境下的“法治”注定是高度技术化、科层化。当很多基层执法者勤勤恳恳、萧规曹随地办案时，有时，是不是可以打开窗户听听民间的“新鲜声音”？法律执行与立法初衷以及依附其上的民心，是否会发生疏离？“初心”还在不在？

本案中，未得到司法判决的充分重视的问题，被舆论“顶出了水面”：处警警察为何离开扣人现场，这与凶案的发生是什么关系？当地严重地下金融和暴力催讨，是否指向权力的腐败？以及，正当防卫的“正当”空间在哪里？

从内蒙古粮食贩子的“非法经营”案，到这次的“辱母案”，彰显了成熟法治更深层次的维度，在“非此即彼”之外，民意与法治可以有良性互动：司法倾听民声，才不忘正义的初心；舆论的关注，也可以推动法治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