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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姓郭的河北人为了搞笑拍了个短视频，假装自己被拘留了，跟来探视的家人显摆，说自己在拘留所过得很逍遥，抽香烟、吃烧鸡，手机也随便用。结果呢？当地公安说他造谣，真把他给拘留了！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国家大了，什么荒唐事都出。

　　看看这新闻后边的跟帖，大都是嘲笑这家伙自作自受。偶尔有人发问：他只是开个玩笑，用得着拘留他吗？后边居然有几百个回复，大都不屑地质问道：都造谣了，还不该抓吗？也有许多人揶揄说，你连法都不懂，还不赶紧去书店弄本书补补课？或者嘲笑说，其他人都懂，就你和这个拍视频的家伙是智障，等等。仿佛一场狂欢，大家都兴奋地围观并消费着这个离奇的“智障”故事，为拘留叫好。

　　这让我想起几年前一桩“绕口令”案：“上海一男子因造谣称自己‘在微博造谣被拘留15日’而被拘留15日。”说的是上海一熊姓男子为了获取关注，在微博上谎称自己“因造谣而被拘留15日”，结果他真的被当地公安拘留了15日，因为他造谣！

　　如此拍案惊奇，谁能设计得出这样的奇葩情节呢？网友搞笑说，这下公安陷入了“二律背反”：你不抓他吧，他造谣了；你一抓他吧，他的“谣言”成真，你还得马上把他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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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是谣言，就必须动用刑罚来惩处吗？

　　现在公安部门处理类似事件，拘留的法律依据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一）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
　　（二）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
　　（三）扬言实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

　　第一款中，“散布谣言”与后边的“谎报险情、疫情、警情”等显然不是一回事，而关键在于是否“扰乱公共秩序”，以及这种“扰乱”的真实后果。

　　像在微博中谎称“因造谣而被拘留15天”，虽然是谣言无疑，但这种造谣有多大“扰乱公共秩序”的严重后果呢？谎称自己进了拘留所，而且拘留所里日子很好过，这种搞笑能与后面的“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投放虚假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或“扬言实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等等同日而语吗？

　　故意制造出来并加以传播的虚假信息都属“谣言”。有些谣言非常恶性，会造成严重后果，如有一阵社会上传西瓜里打了毒针，导致西瓜滞销，或者在球场里乱喊有炸弹，导致人群混乱发生踩踏等等，这类谣言制造者无疑应该严加惩处，但也必须严格按刑法程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拘留处罚只是按执法的公安自己认定和解释，随意性太大。但也有许多“谣言”并无实质性的公共危害，只是一种搞笑娱乐，或者自我表现。即使有的涉及社会公共事务，也并无太大恶性，这样的“谣言”未必需要动用刑罚。

　　像昨天的新闻说，有人在自己微信公号里转发了网上的《雄安新区补偿标准》，就被雄县公安拘留了10天。雄安新区的拆迁补偿标准，是大家关心的话题，如果网上发布的信息不属实，有关部门就应该公开政府信息，及时澄清，这样的事根本就用不着动用刑罚。

　　刑罚的滥用现在成了一种社会病。买卖个玩具枪竟被判了无期徒刑，老太太摆个气球摊也获刑三年，卖两只家养多年的鹦鹉要判5年。批评政府要抓，律师维权也抓。这些都跟发个搞笑视频就要抓进去坐监一样，属于严刑峻法，滥用公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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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权力为什么容易被滥用？中国这个社会既没有尊重公民权利的文化传统，又缺乏保护公民权利的现实制度，管理者总爱管住百姓，喜欢高压控制，爱用霹雳手段，结果往往是公民的正当权益受到普遍侵害。

　　“造谣”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社会公害，在网络时代谣言像长了翅膀，传播更快，治理谣言确有必要。但如果随意扩大打击范围，就容易变成老百姓动辄得咎，全社会噤若寒蝉。这种滥用刑罚造成的危害，要远甚于所谓的“谣言”本身。

　　最近有两个新闻，是滥用刑罚难得的反例，值得为此鼓掌。

　　最高法最近对“醉驾入刑”有了新的司法解释。2011年5月“醉驾入刑”后，为了严打酒驾，乱世重典，近年来基本上只要醉驾必定判刑。

　　但最高法最新司法解释认为：“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

　　这有没有必要，争议也很大。广州最近有个案例，老刘酒后请代驾开回了小区，代驾离开后，老刘自己开车在小区找停车位，碰擦了两辆停在路边的车。保安报警，警察来了查出他属醉驾，一审被法院判处拘役一个月。老刘上诉，广州中院改判其危险驾驶罪成立，但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这就比较人性化。因为老刘确实没有酒驾的故意，这样的人没必要用判刑来惩罚。

　　另一个新闻，是武汉公安局对全国首例“麻将政协提案”作出公开回复，明确界定了麻将娱乐与赌博的界限，人均1000元以下属娱乐。

　　麻将号称“国粹”，每天有多少国人在打麻将？无法计数。而打麻将不玩钱的几乎没有。那多少算“赌博”犯罪，多少算家常娱乐？一直以来没个明确标准。有的地方玩几十块、一百块也算赌，警察想抓就抓，可以选择性执法。这常常成为公权寻租的灰色地带，时刻威胁着公民的合法权益。

　　今年2月，武汉市政协委员许方辉律师向武汉市政协提出了《关于以“法治思维”厘清“麻将娱乐”与“麻将赌博”的界限，让武汉市民打麻将不再提心吊胆的建议》的提案。武汉市公安局于5月10日作出正式回复：亲属之间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麻将、扑克娱乐不予处罚；与亲属之外的其他人带有少量财物输赢（人均1000元以下）的麻将、扑克娱乐，亦不予处罚。

　　这样的规定避免了大量“小玩玩”的麻将百姓随时可能以“赌博罪”被公安抓捕处罚的法律风险，是合理施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理性之举。

　　法律如果不能为公众服务，而蜕化成单纯的管理手段，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社会公害。

　　许多国人，生活中都曾遭遇过公权滥用的侵害，自己是受害者却毫无知觉，还在围观“智障”事件中，起劲地为滥用的公权力叫好。而这，实际上才是真正可悲的“智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