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关锁:2003年,那是一个春天 | ||||
| 煤炭资讯网 | 2017/5/9 10:28:33 诗歌版 | |||
就是那个难忘的春天,中华民族与一个名叫“SARS”的嗜血狂魔狭路相逢—— 2002年11月16日,中国广东佛山发现第一起“SARS”病例,揭开中华民族全民抗击非典遭遇战的序幕。 2003年3月24日,46岁的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急诊科护士长叶欣殉职,成为抗非典战斗中第一位被患者传染而牺牲的医护人员。 2003年4月16日,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内二科主治医师李晓红殉职,时年28岁。她是北京市抗击非典中第一位殉职的医务人员。 2003年4月21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党委委员、党支部书记、传染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邓练贤殉职,终年53岁。 2003年4月23日,北京市发布通告,对非典疫情重点区域采取隔离控制措施。 2003年4月24日,山西省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梁世奎殉职,终年57岁。他是山西省抗击非典中第一位殉职的医务人员。 2003年5月1日,经过8天的紧急筹建,北京市第一家专门治疗非典的临时性传染病医院——小汤山医院开始接收病人。军援医护人员1200余人陆续到位。 2003年5月7日,广州市胸科医院二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陈洪光殉职,年仅39岁。 2003年5月13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丁秀兰殉职,时年49岁。 2003年5月27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王晶殉职,时年32岁。 在2003年春天那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中国因抗击非典而殉职的有记录医护人员有26人。许许多多的白衣战士日夜战斗在抗击非典斗争第一线,把自己的生命与人民群众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无私无畏,竭诚奉献,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叶欣、李晓红、邓练贤、梁世奎、王晶、陈洪光……在这每一个名字的后面,都有一个生动感人的故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回望那个惊心动魄的年代吧! 2003年的春天,草长莺飞,生机盎然。然而,谁能料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此时正悄然向人们袭来,记得新年刚过,民间就已经沸沸扬扬地开始流传北京出现了一种可怕的流行病,据说连许多大医院的很多大夫都患病被隔离了。但官方一直不承认有严重疫情,说一切都在控制之中。但民间谣传此病非常可怕,据说患上的几乎百分百死亡,市民中的恐慌越来越严重,几乎是风声鹤唳,谈“萨”色变。这种病就是当时妇孺皆知的“非典”,全称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是一种由冠状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临床特征为发热、干咳、气促,并迅速发展至呼吸窘迫,外周血白细胞计数正常或降低,胸部X线为弥漫性间质性病变表现。又称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进入4月份后,该病的发病率在部分省市出现高峰,北京被确诊和疑似病例从个位数急剧攀升到百位数,全市仅有的两家传染病医院迅速爆满,不得不采取分散收治的策略,147家二级以上医院全部开设发热门诊。4月下旬,党中央免去北京市长孟学农的职务,成立了温家宝、吴仪领衔的应急指挥部。北京市政府发布《对非典疫情重点区域采取隔离控制措施的通告》,设立6家专门收治非典患者的定点医院,并立即着手筹建小汤山非典定点收治医院。经过4000多名建设者7天7夜的昼夜鏖战,占地122亩、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拥有1000张床位的全国最大的传染病院——小汤山医院于5月1日正式竣工。1300多名军队医护人员奉中央军委之命进入小汤山医院进行非典患者医治。与此同时,北京市政府对所有受非典污染的医院、工厂、工地、饭店、写字楼、居民区、学校都采取了隔离措施,暂停了全市歌舞娱乐场所、"网吧"、电子游戏厅、剧场、影院、录像厅等公众聚集文化娱乐场所的经营活动,在25条主要进出境道路和4条进出境高速公路设置了29个一级交通联合检疫检查站,在京石、京沈、京哈、京津塘等5条高速路上设置了15个二级检查站,在与外省市连接的其他公路上设置了130个三级检查站,社区建立信息收集反馈、督促检查等防控制度,郊区实行干部包村、村民联保、逐个排查制度,并对建筑工地和民工居住地实行严格的封闭式管理,非典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在广东、北京等省市抗“非典”斗争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三晋大地上的抗“非典”战役也自3月7日发现并确诊首例“非典”患者开始悄然拉开帷幕。3月23日,省人民医院又确诊一例。紧接着,与病人密切接触的亲友及医护人员相继感染,确诊28例,病情出现快速上升趋势。山西的疫情,一下子排在全国的前列!疫情就是命令,医院成为战场。山西省迅即成立以省长刘振华为组长的非典型性肺炎防治领导小组,并组成临床治疗和预防控制两个专家组,坚持疫情日报,处理问题不过夜,实行24小时值班。此时,卫生部也派专家到山西指导防治工作,有效控制了第二轮疫情的迅速扩散和蔓延。4月15日,山西确诊患者猛增到87例,死亡人数增至7人。除太原市外,长治、临汾、阳泉、晋中市也报告有个别疑似病例。4月24日,省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梁世奎,倒在了抗击“非典”战争的最前沿,省人民医院的同事也相继倒下。然而,我们的白衣战士没有退缩,没有畏惧,他们始终坚守在救死扶伤第一线,夜以继日,防病救人,与非典恶魔进行了殊死搏斗,一定要坚决打蠃这场硬仗! 在各医院主战场奋力拼搏的同时,一场全民参战、共同扑灭非典疫情的攻坚战也在三晋大地上全面展开。数万人的流动调查队伍,对全省范围内接触或出现过“非典”患者的重点人群、重点单位展开了“拉网式”调查,在客运系统对近万台客运车辆进行了免费消毒,贴上“请放心乘坐”的标志。汽车站24小时不间断地对进出车站的长途汽车逐车彻底消毒,回程车辆亦不放过。火车站每天都要对出站的列车及候车大厅等处强化消毒。各大中专院校、中小学配备了过氧乙酸、“84”消毒液等消毒水,采取了各种消毒预防措施,在师生中开展预防“非典”知识的宣传教育,取消了春游、运动会等群体活动,重新调整了课程和暑假时间,对学生情况实行严密监控报告制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辖区居民进行了全面的健康检查,建立了健康档案,对社区居民进行动态监测。按照省领导急事急办、特事特办、控制疫情需花多少钱就筹措多少钱的办事原则,财政部门紧急拨付防治“非典”专项经费,陆续为各基层医院购回无创伤呼吸机、血氧仪、床边X线机以及医护人员必需的防护服等用品,立即投入使用。山西财政、卫生、劳动保障、民政、物价等五个部门联合发出紧急通知,各级医疗单位必须妥善安排“非典”患者的接诊、救治工作,不论能否支付医治费用,一律给予接诊和治疗。 社区为战,企业为战,工地为战,村自为战,校自为战,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街道、社区和村庄成为抗击非典的前沿阵地。为了有效控制城区疫情向农村传播和蔓延,构筑防控非典坚固防线,农村在各村口拉起了绳子,每个村口都设立了二十四小时哨卡,派了专人把守,不但查验车辆信息,而且安排专人用消毒喷雾器对车辆、人员进行消毒,非本地车辆一律不得进入,所有进入的人员一律登记,当场测量体温并进行消毒,体温不正常者不得进村。 同时,采取了婚丧嫁娶简办、加强动物防疫和水源地保护等一系列措施,防止疫情向农村扩散和蔓延。企业务工人员流动性大,是打赢防治非典攻坚战的难点之一。各企业对务工人员进行了严格的封闭管理,劝阻和控制民工返乡或到其他地方走亲串友,对往来于企业中之间看望老乡的人员实行登记制度,密切注意其身体状况,发现问题及时做出相应处理,力争对外来民工做到来源清、数量清、分布清。当时,我在河底乡办第一煤矿担任过磅员工作,一天到晚在井下上班也并不在意。直到有一次回家在电视里看到疫情的通报,才知道这次的疫情如此严重可怕。记得那时电视报纸每天都发布新发现的疫情病例和疑似病例,还有患病后的死亡人数。4月下旬到5月初,每天病例人数暴增,每个人都害怕自己染上病毒,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全国各地也视外来人为病源,很多农村设卡禁止外地人进入,口罩、抗炎、抗病毒药品脱销,饭店、娱乐场所门可罗雀。那段时间,家乡河底似乎与外地隔绝了,村里、矿上几乎无人进城办事了。村里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也不再大操大办,能省则省,一切程序都简化了。那时进入河底的所有车辆每天都要消毒,大街上几乎人人都戴口罩。我所在的河底乡一矿也为员工们购置了大量的预防非典感染的袋装中药,发放给大家免费服用,发现体温异常的都被劝返回家休息。一天,办公室接到群众的举报电话,举报我矿刚刚从省城太原学习归来的技术矿长孙立才,说他在太原市学习期间曾有发烧史,疑似非典,为了避免发生群发感染,矿领导要求在家中休息待岗,并严格封锁消息,不许外泄以免引起社会的混乱。后来经过医院大夫查体,发现这人的发烧是由普通感冒引起,并不是非典,人们才长长松了一口气。正如我当年在《抗“非典”三字经》里写的:“‘非典’疫,虽猖狂,职工们,莫恐慌:矿领导,爱职工,消毒液,备充分!各宿舍,两澡堂,日喷洒,不遗忘。中药液,可预防,按人头,来发放。遵医嘱,服药汤,勿嫌苦,抛撒光。上下班,要正常,和平时,一个样。莫串门,访老乡,防感染,保健康。少熬夜,重营养,睡眠足,精力旺。勤洗手,讲卫生,常开窗,气通畅。工友间,要和气,互关爱,不吵嚷。调心态,心舒畅,乐呵呵,身体棒。有症状,医院上,早治疗,早安康。好职工,讲文明,守矿规,谨言行。勤打扫,搞卫生,除垃圾,洁环境。讲科学,破迷信,除陋习,立新风。矿如家,要安心,保稳定,把钱挣。边整改,边防控,乡一矿,树标兵。管理严,团结紧,不松懈,求全胜!” 随着局势的一步步恶化、升级,我矿的一部分外地民工思想产生了波动,再加上对家中亲人的牵挂,纷纷提出来要回家探亲。在矿方的积极劝阻下,大多数工友解除了顾虑,安下心来继续工作,也有个别人固执己见,不听劝阻,擅自乘车返回家乡。记得当时南采区采煤队队长赵彦群的大哥就瞒着矿方偷偷回到河南老家。可惜,他一回到村子就后悔了。原来,老家在村口处设立了隔离帐篷,凡从外地回家的民工,必须隔离七天才能进村,有擅自进村的经群众举报,给予强制隔离并且200元的罚款。赵老大抱着一腔思念亲人的热望返乡归来,却无奈地无法与妻儿团聚,只能呆在帐篷里被隔离察看,心里万分不甘。据说妻子送饭给他,到了晚上他实在熬不住,偷偷溜出帐篷,翻过墙头与妻子呆了一宿,第二天趁天未亮再跑进帐篷里。 返乡人员的大量增加,也给各地医院带来了巨大压力。返乡人员每人一支温度剂,每天一测量体温,每天一报送身体情况的信息,一旦有体温异常的人员,必须马上隔离,而且必须要在二小时之内上报到县非典指挥部。医院也实行了院长负责制,将医生护士组织起来,分片包村,与各村的村医鉴定了责任状,村医负责村子及返乡人员的体温监测,发现问题马上与乡镇卫生院联系,由乡镇卫生院安排专门人员全副武装进驻到该户进行病体检测,将检测情况逐级上报,逐项排查。同时,卫生系统内部对所有医护人员基本信息进行了详细登记,以备大疫发生时组建突击队。为防止事态失控,那段时间,河底乡卫生院抽调精干医护人员二十四小时守护,所有医护人员一律不得请假外出,随时待命,人们每天穿着厚重的隔离服工作,一旦有疑似患者出现立即动用全院力量进行全力防控和救治。 对中国人而言,"非典"疫情无疑是一场考验人类胆略、智慧和勇气的灾难,是一场没有炮火硝烟和刀光剑影的战争。在这场没有硝烟却异常悲壮的特殊战斗中,我们可敬的医务工作者们站在了冲锋队伍的最前列。成千上万的白衣战士冒着被感染的生死危险,救死扶伤、舍己救人,以血肉之躯,证明了他们无愧为新时期最可爱的人,无愧为我们时代的英雄!哪里出现疫情,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就到哪里。危难当头,一个个共产党员的身影出现在了救治“非典”病人的医院、人口密集的学校、企业和公共场所。更有一些优秀的医务工作者们在这场特殊战斗中火线入党,成为中国工人先锋队的光荣一员。我们邻村的一名老防疫工作者侯兴运,就是在抗非典斗争中光荣入党的。同年,他还被作为抗非典先进个人受到有关部门表彰。在那场关系着人类共同命运的殊死斗争中,除了叶欣、李晓红、邓练贤、梁世奎、王晶、陈洪光等光荣殉职的先进人物外,还有一个名字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就是当年67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疾病专家钟南山。 “请把最危重的非典病人往我们这里送!”在乌云压顶、非典恶魔在广东达到最疯狂的严峻时刻,钟南山代表广医一院呼吸疾病研究所向省卫生厅慷慨请缨,掀开了广东抗非斗争史的悲壮一页。这句话,看似普通,却仿佛一声春雷,我们似乎听到了电影《英雄儿女》中主人公王成“向我开炮”的呼叫。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呼吸病专家、临危受命的广东非典医疗救治专家指导小组组长,他岂能不知,面对的敌人是传染性非常强、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不明杀手”!他岂能不知,已经有一批同行相继倒在非典的魔爪下!他岂能不知,这将是一场恶战,弄得不好可能会累及他的英名!作为最早接诊非典患者的专家之一,最早觉察到非典蔓延的严重后果并果断向有关部门提出紧急报告的第一人,他不允许自己袖手旁观。“我们本来就是搞呼吸病研究的,抗击非典就是天职,正像排雷的碰到了地雷阵,你不上谁上?”质朴无华的语言,诠释着钟南山对职业道德底线的理解。 “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广医呼研所所有的医务人员都放弃了休假,坚守岗位,严阵以待。在呼研所就读的研究生和进修生也全部主动请缨,勇敢地加入了一线队伍。一个个危重非典病人被迅速地转移到了呼研所。至4月19日,呼研所先后收治的危重病人已达101人,其中,需要插管治疗的就超过了50位。救治的过程堪称惨烈:由于早期危重非典病人传染性非常强,在病发高峰期,有时为救治一个病人,同时就会有两三名医护人员倒下。短短时间内,广医一院有26名白衣战士被感染,ICU(重症监护室)的6名业务骨干,一下子就被放倒了4个。 死神近在咫尺。然而,没有一个人临阵逃离,没有一个人犹豫彷徨,前面的倒下了,马上就有人紧急补上;倒下的人一经治愈,立即义无反顾重返沙场。作为呼研所所长,年近七旬的钟南山身先士卒,不顾个人安危,始终坚守重症病房。他的孙子专程从新西兰回来探亲,但整个春节假期几乎就没见过爷爷的面。2月18日下午6时,已整整38小时没有合过眼的钟南山,在检查完病房走出来时,突然一阵天旋地转,一摸,全身发烫。一向以身体强健为自豪的钟院士终于因过度劳累病倒了。然而,他仅仅在家休息了两天,一退烧马上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以钟南山为首的攻关小组结合临床实践,夜以继日,呕心沥血,反复观察、反复试验,终于在3月初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形成了后来被世卫组织誉为“世界独一无二”的三大治疗原则:即对低氧血症者,给予无创通气,帮助呼吸,保持气道通畅;对出现肺泡炎、肺部纤维化的患者,合理使用皮质激素;对合并细菌感染者,有针对性地使用一些抗菌素,减少合并症。这“三大原则”和后来逐渐形成的“三早三合理”(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合理使用皮质激素、合理使用呼吸机、合理治疗合并症)原则,经受了临床验证,并为广东省及外地多家医院广泛采用,被证明是当时比较成熟的非典防治方案。香港东区医院采用“三大原则”进行治疗,收治的75名非典病人没有一例死亡。至4月中旬,呼研所收治的101名重症病人,已有87人康复出院,抢救成功率为87%.而在整个广东,至5月31日止,累计报告非典病例1511例,治愈出院1441例,死亡57例,死亡率3.7%,创全世界最低非典病死亡率纪录。对此,广东省委、省政府给予高度评价:“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在抗击非典型肺炎事件中起到了主导作用,钟南山功不可没!”世卫组织专家组认为,以钟南山为首的广东专家摸索出来的治疗经验,对全世界抗击非典有指导意义。在人民群众生命和健康遭受严重威胁的严峻时刻,钟南山以其战士的勇敢无畏、学者的铮铮风骨和悬壶济世的仁心仁术,挺身而出,冒死犯险,力挽狂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从而赢得了世人由衷的敬重。他的名字和他所代表的精神,已经成为抗非典斗争中的一面旗帜。 有人说,非典是一面镜子,非典是一块试金石,非典是一场道德与责任的闭卷考试。回望2003年那个春天,我们欣慰,我们自豪,中国顺利地通过了那场大考!无论是冲锋在前沿的医护人员,还是民警、司机、学生、工人等等,中华儿女们患难与共,携手并肩,守望相助,同仇敌忾,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取得了一份优秀的成绩单! 当然,“非典”时期,也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一些不和谐音符。由于口罩、抗炎、抗病毒药品以及食盐、面粉、大米等食品脱销,一些不法商贩趁机哄抬物价,价格一涨再涨,群众表现出少有的担心乃至恐慌。此时,各地工商、公安、物价等部门联合作战,严厉打击哄抬物价、夸大药效、贩卖假药的不法商家,使市场秩序很快得到恢复,有效控制了物价。那一年,由于“非典”肆虐,河底初中的中考相比前几年也相对放松和简单,只考了语文、数学和英语,许多同学交头接耳,甚至作弊。而一向自律的大女儿根本不屑为之,导致考试成绩并不理想,后来由远在省城的姐姐联系进入太原卫校就读。大概是从5月下旬开始的吧,全国抗非典各大战场捷报频传。拿山西为例,5月27日非典病例实现零增长;18天之后世卫组织解除对山西的旅游警报;6月25日,山西省最后一名非典病人治愈出院,防治非典取得重大胜利。 时光荏苒,那场抗非典斗争距今已14年之久,曾经的惶恐和不安已经远去。到现在为止,我几乎记得“非典”期间的每一件事情和每一个细节。然而,我却忘了那些日子是怎样结束的,人们是如何从那场噩梦中醒来的。“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没有戛然而止的快感,没有慢慢退却的烦闷,也没有“纸船明烛”的欢送仪式,“非典”就在不经意间走了,生活又回复了以往的模样。曾经有人提出这样一些问题:14年前的那场灾难,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究竟应该忘记什么?记住什么?我想,我们应该忘记,我们在灾难面前曾经的怯弱,忘记疾病在我们心中制造的隔离。而在上面的那些故事中,我们看到的,那些人性的闪光,那种在虚弱中迸发的力量,那种向死而生的无畏,那种心灵抱团和紧紧簇拥着的温暖,还有对人生、对情感、对责任最平凡而又最深刻的理解,或许,这就是我们应该记住的吧! 现在是2017年的春天。我坐在新矿区窗明几净的办公楼里,面对着已经有点发热的电脑,洋洋洒洒写下这一大篇文字,试图真实而生动地描述、展示2003年那个让我一直无法忘怀的春天。只是,那些匆匆而逝的生命,那些如今已经漫漶的姓名,那些被渐渐遗忘的故事,出现在我的笔下时,却是那般苍凉而沉重。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回望,不是为了酿制悲情的泪酒;追寻,却是为了聚合改变的力量。14年过去了,有多少人认识到,“非典”并不只是患者的“非典”、医护人员的“非典”、官员的“非典”,疼痛也并非只是一部分人的疼痛,它是我们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我们时代进步的反思样本。伤口可以结痂,泪水可以风干,痛感可以褪去,然而,隔阂需要消解,责任需要明确,理念需要改变,这不仅是生活方式的悄然变化、公共卫生体系的逐步完善、信息透明的理性认知等等,更是尊重生命、尊重科学、尊重常识、尊重权利的基本表征。回忆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不乏有许多可笑之处,更有许多可取之处。这场突如其来、猝不及防的非典疫情,确实给中华民族带来了重大损失,然而,人们正是从这一次的突发状况面前变得更加成熟,应对方法得到进一步完善。如果非典再一次来袭,人们应该会更加从容吧! 14年前的那个春天,我们在那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化险为夷,平安度过;14年后的今天,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朋友,当你在希望的田野上大步前行时,会不会经常回望走过的足迹呢?那么,请记住2003年那个春天,记住在那个春天里我们共同经历过的苦痛和坚强,寒冷与温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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