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杭州的保姆纵火案，引发广泛关注。该案听起来像“农夫与蛇”的翻版：6月22日清晨，杭州某豪宅突发大火，除保姆用专梯逃生外，女主人和三个年幼的孩子无一生还。经初步调查，纵火嫌犯正是保姆莫某晶。

但莫某晶跟雇主并无深仇积怨，她月薪7500元，上个月主人还借给她十万块买房。据媒体报道，她还染有赌瘾，欠下不少债务。

这无疑是起极端个案，其反映的最显性问题，就是作案者无人性。作家陈岚说得挺对，这类纵火可能带有希区柯克式作案特征——其作案理由在正常人的经验化逻辑中支撑不起作案必要性，可他（她）们还是做了。

结合此前的“毒保姆”事件，有必要反思：家政服务业如何完善个人信用机制，该否像导游行业为治理乱象试点“互联网+导游领队”改革、建立导游点评系统那样，搭建保姆点评平台。

从舆情层面看，该案有个冲突点在于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关系——保姆与雇主。在不少人眼里，二者对应的社会标签就是“穷”与“富”、“底层”对“精英”，因而将此事置于阶层维度去审视。凤姐就写了篇爆款文，借此讲到很多底层人有偷盗之类劣根。

近年来，舆论场内很多风向在转向：以往有些人“仇富”，如今喊富二代“老公”现象很常见，秉持社会达尔文主义立场“仇穷”的人则不少；以往人们斥强者通吃，现在很多人则把“你弱你有理？”挂口头。

但贫穷不是种道德缺陷，就算是“穷人”做坏事，也不等于“因穷而坏”。

贫穷记忆的确会塑造很多人的生活习惯。之前公园免费厕纸被大爷大妈们“顺”走，就跟以往“穷怕了”有关。其原理类似于赫拉利在《人类简史》里分析的，我们哪怕肥胖还忍不住吃，是因为我们的DNA还记得在草原上食不果腹的日子，还装着饥饿记忆。

可顺走“公家”东西，跟罔顾无辜者生死的纵火恶行之间差了几万条街。前者只是不好，后者则是大恶。而能迈出大恶这一步的，通常都是人格有问题。

更何况，涉事保姆无论从家境还是待遇，都跟“穷”不沾边。

所以保姆纵火案，跟“穷”压根没太大关系。搞仇富或仇穷显然不应该，该“仇”的是无人性乃至反社会人格，这才是问题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