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人民日报》刊载了一篇“精准扶贫驻村蹲点日记”，其中提及的一些细节既令人倍感无奈、又叫人心有戚戚。

　　比如，去年某镇里的政法委副书记，全年开了280多场会，平均一个工作日超过一个会。镇里到县城有两小时的车程，来回路上就得半天，再加上开会半天，一天开一个会，基本上就没时间干别的工作了。又比如基层干部的文案工作压力很大，有的表格内容选项众多，有的除了数据还需要照片甚至视频，有的地方规定材料不能涂改，有的规定不能有错别字……“这样的数据采集填报工作隔三岔五地要做，我所驻村的第一书记不时需要为此熬夜加班。”

　　俗话说，形式服务于内容。工作要落实、任务要布置、绩效要检查，不开会不行，不准备文案也不行。不过，凡事过犹不及。基层公职人员的数量本就捉襟见肘，如果大把时间和精力都虚掷在文山会海当中，哪里还有可能“撸起袖子加油干”？如果基层遍及的都是些“会议型干部”“文书型干部”，干群关系还能像天空与大地般融洽和谐？

　　文山会海之恶，早就成为公共治理的共识。2012年的“八项规定”，明令要求切实改进文风会风、精简会议活动文件简报。此后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也好，“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也罢，乃至2016年10月31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还特别叮嘱，要求各级政府要克服“重发文轻落实”现象，进一步整治“文山会海”。不过，顶层设计深恶痛绝的“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恐怕在不少基层部门仍是亟待整治的“通病”。如果有兴趣做个国情调查，“全年开了280多场会的基层干部”或许还不在少数。换个更尖锐的问法：除了开会，他们还做了什么、还能做些什么？

　　这个问题虽则叫人凛然，却是敏感而真实的基层现状。

　　基层文山会海为何久治难绝？细究起来，肇因有二：一是形式主义惯了，不开会不足以体现重视、不整材料不足以彰显政绩。务虚的文山会海，替代了务实的下沉落实。结果呢？陷入“整顿-反弹-再整顿-再反弹”的怪圈。2017年4月，新华社亦发文警醒官僚主义做派，提出“要遏制‘文山会海 ’卷土重来”。二是解决文山会海基本是“头痛医头”，以形式来反对形式。比如这些年，不少地方推出了“无会周”制度，但大多治标不治本，约束不了滥开会、乱发文的权力冲动。有一个现实是耐人寻味的：整治文山会海多年，何曾看到哪个地方部门因为文山会海而吃罚单的呢？

　　让放任文山会海的人通过道德自觉来治理文山会海，显然不如制度倒逼更为可靠。第一，什么会议当逐层传达、什么会议只须电视电话即可，应该订立一个边界清晰的“国标”。第二，不妨以末位淘汰等机制揪出“全年开会最多的部门”，在政绩考核中一票否决，以此约束开会冲动。第三，对于案牍劳形的台账等文案工作，也当有制度监督来约束。此外，借助“互联网+”时代的APP等技术手段，把基层干部真正从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不能总是开会就事必躬亲、汇报就白纸黑字，惟有在程序上、技术上“做减法”，基层干部才有时间和精力真正扑在基层。

　　一言蔽之，权力克制是终结文山会海的根本。关注基层干部的工作生态，其实亦是关切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浩荡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