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坐在南宁市邕宁区法院的被告席上，55岁的王玺（化名）表情平静。王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犯案入狱，此后两次作案领刑，去年提前出狱不到半年，又先后4次抢劫出租车司机。今年6月22日，邕宁区法院审理了此案。王玺说，自己去年出狱回家后，没钱用，于是“重操旧业”。他还说，回到牢房比待在家里整天心烦“好过点。”（6月26日《新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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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岁的累犯者，已然两次领刑25年，此次再领刑13年，出来已是快70岁的高龄老人，如此年龄是否还会“重操旧业”不好判断，不过其未来如何生活，如何不再基于“好过点”而向望在牢房的生活，却不能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否则，出狱之日又是其重新寻求牢狱生活的开始。

周某因为一番雷人语录成为“网络红人”

　　有人说，由此想起了《肖申克的救赎里》的老爷爷。不过现实中，类似的案例却不在少数。2014年，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县马坝派出所将连续作案的“家禽大盗”程某抓获。据了解，程某早年因为盗窃，几次服刑长达十几年，年初才被刑满释放。这次重操旧业，程某袒露心声：出去后，家人不待见，不知如何与人打交道，作案就是希望重新回到监狱。2008年在成都，刑满释放男子颜勇求职无门，炮制“诈弹”就为坐牢。2011年在厦门，陈某兵再一次因盗窃罪，被厦门集美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这意味着，他要第七次进牢房了。全国层面，中国的再犯罪问题并非一时之痛，司法部早在2004年就统计过相关数据：当年中国重新犯罪率居世界中等水平，但是在重大恶性刑事案件中，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的占到了70%。再犯罪的不断发生更是给当今社会提出了一个个难解的命题：为何劳教和判刑不能起到治病救人的作用?为何刑满释放人员难以重新融入社会?

　　如此高的重复犯罪率，如此多的“求坐牢”的再犯罪，无疑付出了极高的社会成本。因为“无法适应社会”而犯罪，已然超出了治安和刑事的单纯范围，而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课题。而实施刑满释放或者劳教释放人员的救助与救济，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这就需要在政府的主导下明确共识，并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格局。在解决了劳教和刑罚者思想认识的同时，既要培养其基本的生存技能，又要实施免受歧视的人文关怀，帮助其真正尽快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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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到对刑释解教人员的关怀与救助要多条腿走路。首先，刑拘和劳教机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监狱机关，要根据个人的特点和喜好，培养其掌握一门的技能，以便其释放进入社会之后，能够有谋生的本领而不是“一无是处”。其次，社区等社会基层组织应当发挥“接收者”的角色，帮助释放人员寻找工作，实施临时救助等其他人文关怀，让其度过从监狱到社会的不应期，而非一放了之或者漠然视之。再次，则是释放人员的家庭成员要发挥主体作用，给予温情的关怀与帮助，而非排斥与歧视，以抛弃的方式再次将其推向犯罪的边缘。

　　歧视猛于虎。当然，最重要和最关键之处，还在于要消除社会普遍存在的歧视现象。歧视下的排斥，是最主要的诱因和推手。当一个人有悔改之意，却发现无路可走；当其欲寻求正道，却面临着处处碰壁，其就只能像《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可恨却让人恨不起来。很显然的是，若不能改变制度性的歧视，他们人格障碍和心理疾病的问题就难以解决，并由此增加社会治理的风险和成本。给予反哺，成为人人乐善好施的“牧师”，如此才能推动各种关怀制度的落实，也才能消除根深蒂固的歧视与偏见，构建人人平等的良好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