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性侵、猥亵幼儿的事件层出不穷，特别是发生在校园的类似案例频频曝光，更是让国人痛彻心扉。据现代快报报道，5月31日上午，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其官方微博上发布消息称，常州市金坛区一中学女教师黄某，与其班上12周岁男学生王某多次发生性关系，该女教师因犯猥亵儿童罪，被判刑3年。常州中院发布这一消息，本是作为该院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十大案例的来宣传，以此为“政绩”加分，想不到却吃力不讨好，反而引发大量网友对女教师枉法轻判的质疑。

网友的质疑主要围绕该女教师为何犯的是猥亵儿童罪，而不是强奸罪？所谓猥亵儿童罪，是指以刺激或满足性欲为目的，用性交以外的方法对儿童实施的淫秽行为;本案中，黄姓女教师与幼男发生过性交，却以猥亵儿童罪定性，明显不妥。;媒体曝光的性侵幼女的案例见多了，网友们都知道与幼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不管是否违背幼女意志，都构成强奸罪，而未成年人受法律保护不应有性别“歧视”，黄姓女教师又与幼男多次发生性关系，更应该以强奸罪从重处罚。本案如果比照奸淫幼女量刑，根据黄姓女教师多次“性侵”与持续时间长的犯罪情节，则应当被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可依照现行法律规定，男性的性权利不在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强奸罪的保护范围之内，所以，法院的做法纯属变通，但“强奸”与“猥亵”区别明显，通俗一点讲，插进去是强奸，没插进去是猥亵。假设黄姓女教师与未成年男学生有了孩子才案发，总不能说孩子是“猥亵”生下来的。因此，刑法条文上的这种“变通”，不仅罪刑不相适应，说难听一点，简直是个大笑话。

有关强奸罪的主体问题，由于传统观念上男性处于绝对强势地位，此前法律界有过零星讨论始终没有下文，女教师奸淫幼男虽属个案，但所遭遇的法律尴尬却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所以引发了社会层面的广泛关注。其实，现实生活中，不单单幼男可能受到性侵，就行为方式而言，个别女性完全有可能采取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来实施强奸行为。何况，医学的不断进步，使得女性强奸男性提供了便利条件。比如说性药，如果男性拒绝发生性行为，只要让他服用“伟哥”之类的药品，女性便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犯罪目的。社会在不断发展，谁也没料到时代变化之快，除了女性强迫男性性交，男性强迫男性性交，女性强迫女性性交等现象也时有所闻。上述行为同样严重侵犯了公民的性权利，使被害人的身心健康权受到严重损害，也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无疑成为当前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今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男性的性权利和女性的性权利都同等的受到法律的保护，强奸罪已不再强调性别上的差异，但我国刑法典上却没有女性强奸罪之说，相关立法的滞后，无疑给司法层面上的实际操作带来尴尬。其实，女性能否单独成立强奸罪的直接正犯并不是问题。如传统说法卖淫是指“妇女出卖肉体”的行为，但男人从事性服务工作这个行业在当今社会上已是公开秘密。1992年的12月11日，最高检和最高法发布的《关于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这个文件的第九条第一项规定：“组织、协助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中的‘他人’，主要是指女人，也包括男人。”笔者认为，男人可以出卖肉体，自然可能成为被他人强奸的对象。有了上述两高的这个文件，因此，将我国刑法第236条强奸罪的对象修改为“他人”，理论上应该不是一件难事。

因女教师“猥亵”男童引发的话题，牵扯到的是法律面前，是否人人平等;女性强奸女性和女性强奸男性，抑或是男性强奸男性不构成强奸罪，显然都是说不过去的。刑法是保护人权的最后一道屏障，同时也是最有力的一道屏障。笔者以为，本案再在女教师猥亵儿童罪上说判刑太轻已经意义不大，将我国刑法典强奸罪的对象做些许修改，才是目前最需要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