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9日，经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表决后，北大作出撤销于艳茹博士学位的决定，理由是其在校期间发表的一篇论文存在严重抄袭。随后，于艳茹将母校告上法庭。最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北大作出的撤销于艳茹博士学位决定程序违法，亦缺乏明确法律依据，撤销之前北大作出的撤销学位的决定，同时驳回于艳茹要求恢复其博士学位证书法律效力的诉讼请求，认为这一诉求“不属于本案审理范围”。（7月27日《中国青年报》）

　　“于艳茹案”作为我国首个因涉嫌论文抄袭导致博士学位被撤销的行政诉讼案件，其范例意义不可谓不大。而法院所作出的终审判决，无疑让不少人大跌眼镜。在报道这一案例时，许多媒体都采用了诸如“抄袭者告赢母校”之类的表述，这种删繁就简的叙事模式，无形间给公众造成了极大误导。倘若详细梳理此事的来龙去脉，我们便会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的复杂。这种“复杂”，包括了事实认定、程序规范以及法律适用等各个层面。

　　相关法院给出现在的判决，主要依据是“北大撤销学位程序违法”，具体来说就是指没有充分听取于艳茹的陈述和申辩……这样的判决理由当然是有道理的。然而，本案审理的真正看点却并不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法院自始至终都未就“撤销学位”这一结果本身是否违法给出明确的裁断和说明，这可说是回避了“核心问题”。如此，揪着程序违法说事，避免作出实质判断，这种审判策略，显然是为了不使个案变为“判例”，继而产生扩大化、深远化的司法影响。

　　法院的终审判决，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原告的诉讼主张，也算是履行了司法救济的职责。然而，从彻底定纷止争、澄清是非对错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份判决又显得是有所保留、有所缺失的。其实，本案中北大撤销学位到底有没有违法，并不是一个多复杂的判断题。于艳茹的涉抄袭论文并非是博士学位论文，发表时间也是在毕业离校之后。有鉴于其抄袭行为与获取博士学位并没有关联，基于“过罚相当”的原则，大致可以认定，北大撤销学位的做法并不合适。

　　《学位条例》规定，“对于已经授予的学位，如发现有舞弊作伪等严重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情况，经复议可以撤销”，而《北京大学研究生基本学术规范》则规定：已结业并离校后的研究生，如在校期间存在严重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一经查实，撤销其当时所获得的相关奖励、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两相比较不难发现，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越过了前者所划定的权力边界。这种擅自加码、几近严苛的内部管理规范，本身就存在着极大争议。

　　严惩抄袭是一回事，尊重法律则是另一回事。学位，其本质乃是学术能力凭证，而并非是抽象的道德证书。泛化采取“撤销学位”的方式惩治学术失德，恰恰暴露了治理手段的捉襟见肘。需要重申的是，捍卫学术尊严，同样必须以程序正义、结果正义为前提。如此不然，只会消解这项正义事业的道德合法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