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月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投融资体制改革进展汇报。激发会议要求，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优化事中事后监管和全过程服务，以“企业网上告知+政府在线监测”取代准入审查；拿出更多优质资产，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引入各类投资；出台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的法规政策，营造公平法治环境。

　　对投资问题，很多人认为，中国目前出现的问题，大多与过度依赖投资有关。应当说，这话有一定道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如果过度依赖投资，确实会导致经济结构失衡、经济矛盾积累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是说，可以不需要投资了。恰恰相反，所谓过度投资，实质是有效投资不足的表现。如果是有效投资，就不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伤害，不会出现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有效投资呢？就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重点在两个方面：一是生产性投资，亦即以实体产业为主的投资；二是公益性、公共性、短板性投资，包括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发展短板等。如果能够在这两个方面加大投资力度，增加有效投入，那么，投资的有效性就会大大增强，发展也会不断加快。

　　很显然，从前些年的投资情况看，这两方面是存在缺陷的。也正是这两方面存在缺陷，也就直接导致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经济发展活力的不断减弱。不仅如此，对投资者的投资热情也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尤其是社会投资，正面临严重不足、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如何激发社会资本的投资活力，也就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需要重点考虑、重点对待、重点解决的一个问题。

　　很显然，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四个方面要求，都是当前激发社会投资活力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四大瓶颈。如果能够解决好，对于激发社会投资活力是具有根本性的作用的。而核心在于，政府职能转变能否适应投资要求的变化，能否通过政府职能转变激发社会投资活力。

　　众所周知，近年来，决策层一直在强调“放管服”改革问题，亦即通过下放行政审批权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高服务水平来提升行政效率、简化办事程序、增强经济活力。客观地讲，改革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也得到了企业和居民的认可。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用“管”代替一切的思维，仍在工作中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如应当下放的行政许可事项，在一些地方就存在下而不放、权力仍暗中掌握在原审批部门手中的现象，又如应当取消的收费仍变着法子出现等等。自然，也就会影响到投资者对政府的信任，影响到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和决心。

　　也正因为如此，要想从根本上激发社会投资的活力，除出台各种优惠政策、鼓励措施之外，最重要的还是要转变政府职能，把政府的定位放在事中事后监管和全过程服务方面，通过监管来解决权力下放以后可能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切不能用新矛盾、新问题否定改革，更不能用故意夸大矛盾的方式阻碍改革。同时，要通过全过程、全方位、全覆盖的服务，增强社会资本的投资热情，让社会资本在政府的服务中提高投资的积极性。

　　很多人担心，社会资本的投资积极性增强以后，会不会带来新一轮的投资过热。这当然需要关注，但是，目前最需要的是如何激活社会投资。毕竟，社会投资与政府投资不太一样，社会投资的重点更多是生产领域，是生产性投资和实业投资。尤其在房地产市场正在趋于稳定的情况下，社会投资的重点也一定会转移到生产领域。需要把握的是，如何解决实体经济领域政府过度干预、服务不能跟进、监管不能到位的问题。如果能够处理好这些方面的关系，社会投资的活力是能够增强的，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能得到极大增强的。

　　社会投资活力的增强，需要政府职能转变的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步伐，决定社会投资活力的强弱。这一点，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并把口号转化成行动、要求转化成措施，真正的为激发社会投资活力做点政府应当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