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心在哪儿，时间就在哪儿。”因为工作及距离的原因，多日没去母亲那儿了，难得有闲，我坐在班车上，拨通了母亲的电话，可无人接听，又拨了大妹的电话，她告诉我母亲在她家，大舅和妗子也在她家。不一会儿，母亲回过电话，又叮嘱了我一番，一定要过来和大舅坐坐。

    我的眼前闪过路旁的绿化带，脑子里浮现出大舅的影子和他的一些事情。大舅是三姥爷的儿子，三姥爷和姥爷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大舅比母亲小三岁，整天由母亲带着玩，所以他和母亲的关系非常好。

 

    提起大舅，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七十年代中期，大舅正当二十出头，尽管目不识丁，可由于心灵手巧，开上了大队的拖拉机，后来又到了乡里，维修拖拉机，所有的故障经他的手都迎刃而解，就在这个时期，他已成为县里最出色的修理工。后来他接连不断地创造奇迹，让人刮目相看。先是在八零年初，从石家庄买回一台黑白电视机放在院子里，全村的人都来看这有声有色的稀罕玩艺。接着，他办起县里第一个专修重型卡车的修理厂，一溜五间大房，两间住人，三间作修理车间，一亩大的院子停了好几辆大卡车。没过多久，他又在马路边盖起了一座三层楼房，上边住人，下边出售轮胎配件。八十年代后期，大舅开始进入花岗岩开采行业，门面房前经常放着几十立方米的巨型花岗岩。 在本世纪初，大舅又在县里东边的乡镇承包了几千亩的荒地，他又开始种植景观树木。在创造辉煌的时候，他没有看到隐藏其中的风险。树长成了，却卖不出去，赔了不少钱。后来在石材加工上又出现了不少问题，人工成本过高，石头开采也断断续续。大舅在甘肃还开了半年的矿，也赔了不少的钱。不知从何时起，楼房和修理厂都抵押了出去，民间的借贷数额也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最终还是资金断链了，大舅一家开始了飘泊他乡的生活。

 

    大舅的女儿大我一岁，儿子小我两岁，那时我们经常在一起玩耍。记得每到吃饭的时候，大舅家最热闹，十几个修理工散坐各处，每人端着个脸大的碗，狼吞虑咽，还有十多口家人，都围坐在桌旁，那一口一米大的锅，还有那几节大大的笼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记得有一年，水库放水，大舅家的厨房地上放着好几洗衣盆三四斤的大鱼，那么大的铁锅也是满满的一锅鱼。大妗也时常组织那些上岁数的老邻居聚一聚。不知何时起，大舅家里有了专职做饭的人和收拾家的人，而大妗子也学会了打麻将，大舅也开始挥金如土，经常在全国各地考察游玩，在我连传呼机都不多见的时候，表弟腰里已别上了手机。

 

    到了大妹家，母亲和大舅已去了医院。从和大妹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大舅这次是来给孙子看病的，一万多元的手术费竟让他捉襟见肘，于是大哥和母亲想办法筹措。仿如一夜之间，大舅的事业由波峰跌到了谷底，矿没了，厂没了，树没了，房也没了，不敢想像，他落到了何种凄惨的景象。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中午的时候，我见到了大舅，尽管身体有些疲惫，可精神不见颓废。他的头发白了许多，右手的中指和食指的指甲盖因长时搬运东西而向上翘起，额上的皱纹也添了不少，而大妗则黑瘦了许多，手指缝里滋着不少污泥。我坚持到饭店吃顿饭，而大舅他们坚持在家吃，一旁的表姐也说：“饭店有啥，又不是没吃过。”表姐和小时判若两人，说起事情来头头是道，像个久居大城市的人，确实，上千元一桌的饭菜对于大舅来说，那和家常便饭是一样的。

 

    大舅说，刚开始逃债的时候，他跳楼的心都有了，整天东躲西藏的，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现在他已重操旧业，又做起了修理工。大妗养尊处优了十几年，现在在养老院做陪护、烧锅炉。表弟在另一个城市开公交车，一家人零落四散。听了他们的话，我不禁心生痛楚，大舅的徒子徒孙已遍布晋冀蒙陕各地，而大舅又重新加入这些后生晚辈的行列， 都六十好几的人却重吃二遍苦、重遭二茬罪，好在二老身体还算硬实，稍感安慰。

 

    在大舅事业顶峰时期，妗子说大舅有了外心，他和妗子的矛盾开始产生了，两人之间有了隔阂。而现在两人相互关心、相濡以沬，再也不见当年的不睦，也算是因祸得福。

 

    大舅说也是流年不利，先是种树赔钱，后来石头厂赔钱，尽管每年有十多万房租收入，可杯水车薪，日渐债台高筑，却无力偿还。我也不知大舅究竟有多少欠帐，仅是那幢楼房就抵押了五百万元。大舅说东山再起是无望了，只能尽力让儿孙过得好一些就知足了。他还念着落叶归根，在我想来，这只是个美好的心愿罢了。

 

    从和大舅的谈话中我明白，大舅不再为失败所困惑了，也不再被成功狂喜了，做为一个男人，再苦再难也要撑着。生活就是这样，有先失意后得意者，也有先得意后失意者，得意中有失意，失意中也有得意，正如月盈则残，残后渐盈，生生不息，这也是万物的生长规律。

作者：同煤同发东周窑煤业有限公司 张 亮

编 辑：肖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