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曾有“旅澳学者”张鹤慈者，于媒体刊文，“爆料”称：“从台湾解密的档案，就蒋介石和俞国华的密电”，可以查实，1951-1955年期间，蒋介石先后秘密给了胡适9次钱，“每次是5000美金，共有4.5万美金。”

作者据此，结合其“分析”——“从蒋介石给胡适钱的时间看，蒋介石想要胡适为他做什么，和胡适为蒋介石做了什么”——得出结论，认为“胡适不只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而且是蒋介石的雇佣打手”。①

这种指控，不可谓不严厉。其所涉关键问题有二：

1、胡适究竟有没有拿蒋介石的钱？

2、胡适究竟有没有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沦为蒋介石的“御用文人”、“雇佣打手”？

试分别言之。

一、胡适究竟有没有拿钱？

据陈红民教授2011年披露， 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档案·文物” 中，确有一组1950年代蒋介石与俞国华之间的电报，涉及到对胡适的秘密资助，共九次，每次金额为五千美元。具体电报内容如下：

第一笔。1951年5月15日——“俞国华同志：代送于斌、于竣吉、胡适之、陈立夫各位美金各五千元。中正。十五日。”

第二笔。1951年12月11日——“俞国华同志：本月十七日为胡适之先生六十诞辰，请予[与]宏涛同志代往祝贺，并送其美金五千元为盼。中正。”

第三笔。1952年6月19日——“俞国华同志：请发陈立夫、胡适之二先生美金各五千元，代送为盼。中正。”

第四笔。1953年2月5日——“俞国华同志：即送胡适之先生美金五千元。中正。”

第五笔。1953年7月17日——“俞国华同志：代发陈立夫、胡适之二先生美金各五千元。又托谭伯羽先代汇德友鹰屋君叁千元为盼。中正。”

第六笔。1954年5月1日——“俞国华同志：请发胡适与于斌二先生美金各五千元。中正。”

第七笔。1954年9月3日——“俞国华同志：请即送胡适之先生美金五千元。中正。”

第八笔。1954年12月6日——“华盛顿。密。俞国华同志：本月中旬或须拨用美金叁拾万元，望先筹备，届时候电拨付即可也。又胡适之、陈立夫二位各五千元，顾大使一万元，吾弟三千元，待年终如数分送为盼。中。”1954年12月14日——“华盛顿。密。俞国华同志：除前数之外，须另备贰拾叁万元，一并凭函于本月下旬候领可也。胡适之先生款仍照送为宜。中。”

第九笔。1955年5月11日——“俞国华同志：本月底发胡适之、陈立夫二君美金各五千元可也。中正。”1955年5月16日——“台北。密。总统鉴：真电敬悉。胡、陈二先生特别费，遵当于月底前照发。又，职拟于本月廿七日离美返国，行前钧座有无指示，乞电示。职俞国华叩。” ②

上述史料，能够证明，蒋介石方面，确曾多次向胡适馈赠美金。但胡适是否接受了这些馈赠，蒋介石、胡适、以及作为中间人的俞国华，均未留下明确材料，故只能进行推测。

陈红民教授的结论是：

“全部电报读毕，笔者断定胡适是肯定领受了的。因为蒋介石不会在一连碰壁后，还数年一如既往地奉送。而且在经办此事的俞国华回复蒋介石的电报中，有‘胡、陈二先生特别费，遵当于月底前照发’一句。‘照发’一词，应是‘照前例分发’之意。”③

台湾学者任育德，也依常理推断，认为：

“胡适当时难以拒绝蒋介石的私谊往来及金钱馈赠。毕竟胡适夫妇年纪渐长，胡又有心脏病，不堪劳巨。他们靠有限储蓄与少许养老金维生，……（胡适）不轻易向外界告白财务，只在1956年对赵元任说出真心话：‘ 我有一点小积蓄，在美国只够坐吃两三年，在台北或台中可以够我坐吃十年而有余’。但生活所逼，对最高领导人蒋介石藉名目所予赠金也不得不收。” ④

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黄克武则认为：

“我们不确定胡适是否全数接纳蒋的礼金”，“（去台后）蒋介石可能以此名义（“总统府资政”）在经济上资助胡适”。⑤

二、胡适该不该拿这些钱？

笔者也倾向于认为胡适至少接纳了蒋介石赠送的部分礼金。理由如下：

其一，1951-1955年期间，胡适在美国，就收入与支出而言，确实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只有1950年7月-1952年6月，有正式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年薪5200美元，按胡适自己的详细计算，每年生活费至少需要6600美元。胡适还患有心脏病，医疗费用也是个沉重负担。⑥且据曾在胡适身边工作的杨树人回忆，1949年赴美前夕，胡适曾对他感叹，“我在美国，两人（胡适与太太）要用×百元……我的一点小储蓄都用完了”。若无蒋的资助，胡适恐难弥补上述亏空。

其二，胡适赴美，乃是应蒋介石之要求。蒋、胡在大陆最后一次晤面时，蒋明确要胡适去美国，“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我止要你出去看看。”胡适抵美后，蒋随即致电，希望其利用在野身份与个人声望，“协助少川大使（顾维钧）”，向美国争取“精神与道义之声援”。1952年8月，胡适的图书馆工作合约期满，英国牛津大学有意聘请其为东方哲学与宗教讲座教授。胡本已回信表示接受，但考虑到来美始末，又转请叶公超、王世杰等与蒋商量，蒋表示不妥，胡遂婉拒了牛津的邀约。此后直至1958年回台，胡适始终没有正式的工作。

换言之，胡适在美流亡，其本质，乃是为国民政府充当不是大使的“大使”，其生活困境亦由此而来。于情于理，蒋介石都应该对其进行资助；于情于理，胡适也都可以坦然接受。惟此种内因，不可对外解释——否则即损害了“精神与道义之声援”的争取——故无论胡、蒋，生前皆对上述金钱往来，讳莫如深（其他如蒋资助钱穆建造住宅，则系公开性质）。⑦

1955年，俞国华自美返台任职，档案中即难寻针对胡适的赠款电报，但资助可能还在继续，只不过蒋介石已不必再通过电报指示俞国华办理。如1957年3月31日，蒋曾致电“驻美大使”董显光，询问“胡适之先生出院后体力已复元否？……其医院经费想已代付，其数几何？盼示。”⑧

赠款中断，应是在1958年胡适返回台湾，出任“中研院”院长之后。回台前，胡适曾致信史语所所长李济，希望由自己出钱，在南港借一块地，造一所小房子，以便就近利用史语所的藏书从事研究工作。李济接信后，向“中研院”做了报告，旋即被蒋介石获悉。蒋遂下令拨地盖房赠与胡适，经费从蒋的稿费中开支。胡适闻知后，再次致信李济，表示：“我为造房子的事，深感不安，现在更感不安。我盼望最切的有两点：（1）我要的是一个学人的私人住房，不是中研院长的住宅。（2）我仍坚持此房子由我自己出钱建筑。”同时汇寄2500美元作为建房款，并说：“如有不敷，乞即示知。”⑨

胡适返台且正式出任公职后，奉命赴美之事了结，再拿蒋的资助，已于理不合。故南港住宅，因胡适的坚持，终被划归“中研院”的“公家宿舍”。胡适在院长任上去世后，其夫人即自房子中搬出。稍后，“中研院”将该住宅改造成了“胡适纪念馆”。

胡适身后遗产不多，南港住宅财物，经清理，仅得余款135美元。惟友人高宗武在美国替胡适经营些微股票，经清算尚有本利合现金共七千余美元。⑩

综上，笔者认为，胡适在美期间，至少部分接受了蒋介石的资助；同时，笔者也认为，接受这种资助是合情合理的，且胡适能够遵循其内心的道德律，返台之后即不再接受赠款。

三、胡适是不是御用文人？

胡适拿了蒋的资助，也替蒋（向美国）说了话，是不是就如张鹤慈所说，成了蒋的“御用文人”和“雇佣打手”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

事实上，作为被资助方的胡适，滞留美国，为台湾寻求“精神与道义之声援”，与其本人既往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并不存在被“收买”、“雇佣”而作违心之语的问题。作为资助方的蒋介石，也从未将胡视作“御用文人”和“雇佣打手”，相反，一直将其当作“不易得之诤友”。

蒋、胡关系，肇始于1920年代，以“九一八”事变为转折点。事变前，胡多次公开撰文，批评蒋及南京政府“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和财产”。事变后，胡仍反对“一党训政”，但鉴于“国家的生命高于一切”，对南京政府，已转取拥护态度，公开表示：

“在这个时候，无论打什么好听的旗号来推翻政府，都有危害国家的嫌疑”，“必须先保存这个国家，别的等到将来再说！这个政府已够脆弱了，不可叫他更脆弱；这个国家够破碎了，不可叫他更破碎”。

对蒋介石，也改采规劝立场，望其跳出党派利益，不做一党领袖，要做一国领袖，寓劝于褒，公开赞扬：

“蒋介石先生在今日确有做一国领袖的资格……他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和平了……大家渐渐承认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为一党一派人谋利益的……”（11）

及至抗战全面爆发，应蒋介石之邀，胡适打破其不入政界的旧誓，出任驻美大使，致力于推动美国对华援助和对日作战，并在上任伊始，对路透社记者公开表态：

“蒋委员长命予为驻美大使，此为吾生之一转捩。……因吾为人过去素知公开批评政府，但时代业已改变，已无反对政府之余地，一切中国人应联合起来。”（12）

当然，在具体的对美政策方面，胡与蒋仍存在颇多分歧。

抗战胜利后，国、共冲突骤起，胡适亦成为两党争夺焦点。胡反感共产党，多有批评文字；也不愿进入国民政府任职，一再拒绝蒋的邀请。但其基本政治立场，仍倾向于国民政府，曾向蒋转达过“在国家最危难的时间，与蒋总统站在一起”的决心。投桃报李，蒋亦在日记里感慨道：

“（胡适）能不顾一切诽谤而毅然能拥护政府，其为国之精诚毫无条件，殊不易得之诤友也。” （13）

四九鼎革后，胡适奉蒋之命，滞留美国，受蒋资助期间，“诤友”本色未改，对台湾当局的批评、对蒋的逆耳之言，仍相当尖锐。

譬如——1951年5月15日，蒋命俞国华向胡赠款五千美金。5月31日，胡却写了一封长信给蒋，劝蒋“提倡实行多党的民主宪政”，建议“由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三、四个同源而独立的政党”，并建议“蒋公辞去国民党总裁的职务”。

信中还批评了蒋在大陆时期的“一党专政”制度，视其为“不能使国民党本身发生真正有效的改革”，进而丢败退台湾的关键因素，并要蒋公开“罪己”，且“罪己的话不可单说给党员听，要说给全台人民听，给大陆上人民听”。读到这样的信，蒋无疑不会高兴，在回信中，对上述建议，不置一词。（14）

6月份，《自由中国》杂志刊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抨击金融管制弊端，引发当局强烈反应，欲严惩刊物相关人员。后经多方疏通，转以杂志后续刊登赞誉当局政策的文章《再论经济管制措施》了事。胡适在美，读到前后两篇立场截然相反的文章，异常愤怒，随即致信抗议，刊于《自由中国》杂志。信中写道：“《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人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15）一时酿成莫大风波。

此种直言规劝（对蒋）与严厉批评（对政府），显见胡适并未把蒋的资助，当成“收买”的贿资，更未曾以“雇佣打手”自居。

事实上，此一时期，蒋也从未因资助过胡，就将其视作“御用文人”、“雇佣打手”。

譬如——1952年末，胡适应邀返台讲学，期间数次与蒋谈话。据胡日记，1953年1月16日：“蒋公约我吃饭，谈了共两点钟，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并说蒋以“总统”名义，“屡次加刑”，是违反了宪法。（16）

蒋日记中对此事的记述，与胡日记相当吻合：“[昨]晚课后，约胡适之先生单独聚餐，谈话二小时余。对余个人颇有益也。甲、汪裕泰外汇套汇冤枉案。乙、总统只有减刑权，而无加刑权，不可滥用其权之意。丙、保安司令部与特务人员之作威，令人不敢言。丁、教育界待遇太微薄。戊、效忠总统之标语，不应有。惟此余答其今日国家未恢复，一般官兵对效忠国家标语不能深入，而且事实上今日国家仍须由总统领导来恢复，过去总统下野，国家沦亡之教训，不能不深切注重，故余对此标语未予阻止也。其他皆为金石之言，余甚感动，认其为余平生之铮[诤]友也。”（17）

“认其为余平生之诤友也”，是此一时期，蒋介石对蒋、胡关系的明确定位。正是基于这样的友情，1953年2月5日，农历新年前夕，蒋又命俞国华，向在美生活困顿的胡适，赠款五千美金。

概言之，揆诸蒋、胡日记，可知此种“诤友”关系，自大陆时期奠定，直至1958年胡返台担任“中研院”院长，始告终结。终结的导火索，乃是蒋亲自出席胡的就职典礼，在发表精心准备的贺词时，却被胡当场“纠正”，大失颜面。事后，蒋在日记中愤然写道：

“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后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经验。而我轻交过誉，待人过厚，反为人所轻侮,应切戒之。惟仍恐其心理病态已深，不久于人世为虑也。”（18）

蒋以“不久于人世”之词，加诸于胡适身上，可见此次冲突，对其刺激之深。即便如此，从日记中“交友不易”、“轻交过誉”等用词中，亦可见此前，蒋一直视胡适为“诤友”，乃毋庸置疑之事。

此事之后，蒋、胡友谊宣告崩裂。在蒋日记中，胡的形象一落千丈，成了“不送钱就反腔”、“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的卑劣小人。（19）考虑到蒋已年过七十，“纠正”事件“犯颜”过甚，且余波在台湾舆论场一再发酵，带给蒋持续的刺激，上述愤慨之词频现，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愤慨之词，并不能反映蒋、胡二人1951~1955年间的真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