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最热门的新闻事件，恐怕非“产妇坠亡”莫属了。生子本是人生一大幸事，在当前的医疗条件下，难产风险已降到最低，那么，何以会发生坠亡事故呢？个中离奇，是围观者最想明晰的真相。

　　让人唏嘘不已的是，即便是舆论汹涌，即便是围观蜂拥，双方对事情的真相却各执一词。根据医院方面的说法，产妇在生产遇到困难后，曾建议产妇和家属剖腹产，但家属坚持顺产，最终导致产妇“疼痛难忍，情绪失控坠楼身亡”；而产妇家属却抛出了另外的版本——产妇丈夫曾两次同意进行剖宫产，均未果，产妇在产房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如何坠楼的，他们在“等待解释”。

　　基本事实的完全对立，要做出客观准确的判断实无可能，在真相未明前，任何带有情绪的站队，都是不公允、不理性的。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此事的热切关注，这不仅仅是关乎到“一尸两命”的社会事件，更是因为它刺激到了社会的公共痛点。毕竟，遇到生产困难的产妇绝非孤例，她们在产房的境遇如何，关切着非常具体的个体权益。

　　回到事件本身来说，真相依然需要等待，但是作为事件核心的医院方，其实已经在它的回应中，触及到一些值得关切的公共问题。比如，产妇在产房到底有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生产方式？医院在产妇、家属中间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涉事医院给出回应的逻辑很简单：在产妇生产困难时，已经向家属告知了“紧急情况”，但是，家属不同意，医院也没有办法，只好任由产妇“疼痛难忍”，并最终做出过激行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产妇跳楼身亡的根本原因与我院诊疗行为无关。更进一步来说，产妇在产房是没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生产方式，医院要遵从的不是治病救人的医院原则，而是产妇家属的意愿。

　　要求家属签字，在《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确实能找到具体的法律依据，但是，在这个条例以及后来的《病历书写基本规范》、《侵权责任法》中，更为郑重地强调了患者的处分权，强调了对患者健康权、生命权的尊重和保护，所以也赋予了医院在紧急情况下，自主决定手术方式的权力。于此，所谓的“家属签字”设置，更多是旨在满足家属知情权。

　　遗憾的是，在信息不对称，尤其医患矛盾激烈的大背景下，知情权的设置，被赋予了规避风险的功能——医院和家属方面在一张告知书上的博弈，却忽略了病患者最重要的健康权和生命权。

　　更让人心神不宁的是，搬出家属的签字，是医院急于撇清自身责任的“利器”。换句话说，签字避风险的逻辑，在医院方面恐怕是根深蒂固的，那么，这样的逻辑是否在其他医院广泛存在呢？这不仅让人想起10年前的李丽云事件，彼时此事所引发的热议，除了对李丽云丈夫愚昧无知的抨击外，已经对医院的签字制度提出了质疑。遗憾的是，十年过后，一切似乎并没有得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