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粮票，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已经不知其为何物。但是像我们这样年纪的退休老年人，对粮票可是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回溯当年粮票盛行的年月，有些事情于我是永远也忘不了的。我的老家在渭南农村，那是一个离渭河不太远的一个小村庄。当年，那里有我的爷爷、奶奶、母亲、弟妹等亲人，父亲是家中唯一因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在外吃公家饭的人。自从我记事起，每个月我都要跟随母亲到邮局去做一件事，那就是领取父亲好不容易才积攒下来给家里寄回的粮票和钱，然后再到公社粮站买面粉。每次买完面粉，母亲总要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如今，当农民可真不容易，种地的粮食却不够吃。咱们家里人口多，要爱惜和节约每一粒粮食，这样才能少饿肚子。”母亲还多次叮嘱我，同学中如果谁家有多余的粮票，我们可以用钱买一点。于是，当有一次我发现一位同学手里有三斤粮票时，我要用一支小手枪加10粒子弹（那可是当时那个时代男孩子的重要玩物）跟他交换，可是他不愿意。于是，我们俩便当面争吵起来继而厮打。后来，我们两个人被老师叫到办公室罚站1个多小时。罚站出来后，我清楚记得自己就像《狗日的粮食》里的主人公，悄声骂了一句众所周知的“国骂”。当然，我骂的不是那个同学，而是那该死的粮票！

 

    我清楚地记得，当年人们出门在外，如果你手里没有粮票，即使你口袋里有钱，也不能在饭馆里吃饭，也得饿肚子。因为，买馒头要粮票，买面条要粮票，买稀饭也要粮票，买任何用粮食做成的熟食品都要粮票……可以说，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粮票你简直就是寸步难行。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我来到陕西澄合矿区的一个煤矿当了一名煤矿工人。当时，煤矿工人的口粮标准是每月五十六斤，而且饭票吃不完的话还可以兑换成粮票和钱。我十分清楚的记得，那时每逢到矿上食堂排队打饭，自己仿佛都在碗里看到老家亲人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样子。于是，总是递出去小面额的饭票。那样做，虽然自己的肚子有意见，但每逢月底便可以从膳食科用饭票换出十多斤粮票和钱，心里就别提有多高兴——因为换到的粮票和钱可以用来到粮店购买面粉，再想办法给一百多里外的老家捎回去。

 

   “你该吃多少就吃多少，该花多少就花多少。从今以后，你就别再省吃俭用了。”记得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天，母亲打电话对我说：“托邓小平的福，如今，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上的土地全部承包到各家各户，粮食收得比过去多得多，咱们家如今已经不愁吃不愁穿了。你以后再也不要给家里寄钱捎面粉了。”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粮票早已成为历史，但我至今仍然珍藏着不同面额的“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如此做，就是为了让自己永远记住曾经经历过的往事，也为了纪念让粮票变成历史的敬爱的邓小平同志。

作者：陕煤澄合矿业老干处 陈柏林

编 辑：肖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