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他是人民的好儿子，是我党，我军的缔造者和开拓者，他离开我们己经有一百二十年了。他的光辉形象和丰功伟业与同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周总理是我们的好总理，世世代代人们永远怀念他。周总理不仅是我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对我党事业具有卓越黄贡献的人物之一，他在我党、我军、我国的历史地位是无人可替代的。他对我国的革命事业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在长期革命实践和斗争中他提出许多重要主张，作出许多重要理论建树，特别是他的许多民主思想和政治主张，一直都在影响着我党、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权建设，他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政权组织的形成，人大制度的完善和建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实际工作中，他多方调研，认真审查，从制度到政权及形式作出不朽的贡献。今天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以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以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理论为指导，并不断得完善和充实，长期的实践经验证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制度，这一现实无庸直疑的，得到了亿万人民拥护和赞许。今天我们重温和研究周恩来同志早期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对我们缅怀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革命家探索精神，发扬实事求是和民主监督精神，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周恩来自幼酷爱读书，他认为“一物不知，学者心耻”，对于圣贤书籍，各种科学。他都广泛阅读，并深究悉讨，而不是“浅尝辄止，见异思迁。”因此在少年时期在学校学习时，他常常感到学校规定课程不能满自己的求知欲望，于是便利用业余时间到图书馆和阅览室，博览群书。同时他也让同学和老师一起分享他阅读书籍时的感受及思考的问题，他与老师和同学们讨论最多的是富国图强，科教兴国，怎样才能摆脱封建阶级的统治，怎样才能让人民过上幸福的日子，在黑暗的旧中国，他宣传救国救亡的道理，小小年纪就有这样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章显了伟人的雄才大略和极强的政治意识。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经过北京大学生死博斗和学潮运动之后，年少的周总理己经深刻认识到“爱国自由和民主权力建立”，决不是经过几场学潮斗争和流血而能取得的。要想改变中国的现状，必须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利用推倒和铲除的方式，对旧的封建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造。在他主编的《学联报》中极力大胆揭露北洋军伐政府的反动本质和丑恶嘴脸，旗帜鲜明揭露反动政府卖国嘴脸及其弱软无能的可怜像。他号召民众要把这帮反动政客打倒，让他们退出历史的政治舞台，人民要快刀斩乱麻与政府决绝。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和平请愿活动，遭到了北洋政府的痛下杀手，这场运动平息之后，己使他深刻认识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凶残的面目，这种无视国家民族利益的政府，对它不在报有任何幻想，内心产生了一种只有用坚强暴力力量，推翻现政府，建立全新政府，才能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

 

     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革命道路，1920年他与一帮热血青年奔赴欧洲进行社会调查，在旅欧期间，一边勤工俭学，一边广泛研究法国巴黎公社革命成功的经验，他把马克思主义与各种社会思潮进反复比较，并参加巴黎共产主义小组。通过广泛深入对西欧一些国家成经验的调查对比，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坚定了马列主义的思想信仰。特别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他启发很大，中国革命怎么办，中国革命道路怎样走是他深深思考的问题，最后他认准了中国革命要想成功必须走俄国道路，用革命反对反革命，用暴力对反暴力的革命形式，解决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

 

    年少时期的周恩来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就非常关心，家境贫困和少年时期艰辛的生活，对当时不平等的社会产生反对和厌恶。推对翻旧政府，建立大众公平的民主政府这种信念在他心中积蓄着。在寻求革命真理的道路上，他吃尽苦头，为了中国的革命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并孜孜不断的追求着。

 

     在大革命时期，1929年二月和七月的东征期间，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主持了东征的地方的行政工作。他以国共合作为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共合作纲领为指导，大力改革东江地区的地方行政政权制度，积极开展各项利民慧民的事情，兴利除弊，赢得了东江地区平民百姓的信赖和高度赞扬。在对东江地区行政制度的改革中，初步显露出年轻政治家的雄韬伟略。1920在陆丰和梅汕地区，组织农民达100万之众，他带领劳苦大众，起来闹革命，扶植农桑，抄匪反霸，这些活动的开展有力支持了省港大罢工，推动了东江地区农民运动的开展和罢工运动的热潮。在东征期间他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的生活，遇到问题与群众商量，征求他们的意见，真实与人民群众心连心，走群众路线，把群众观点运用到政权建设中去，组织培养了农会，工会，商会积极分子，为后来革命事业的发展播下了种子，为以后革命保留了后备干部，特别是在东江地区成立了农会，工会，商会，他努力创造条件让工人、农民、商人参政议政。并广泛地保护工商业者权益和妇女人身权益，受到东江地区百姓的热烈欢呼和鼓舞。

 

    为了使东征期取得的民主成果得以巩固和发展，他在总政治部设立东征意见箱，广泛收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吸收各届群众的意见。东征期间为了改变旧政府不合理的制度，他主张废除一纸公文，在召开行政会义时，把人民代表请到旧政府的衙门里来，让官员与人民群众直接对话，商量讨论决定政府的重大事情，以此作为人民参政议政的第一步。与会代表认真，讨论，交通，建设，商务生产，工农生活，社会治安，农工子女的教育，妇女权益的保障，凡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的重要议题，经审查委员会集中，归纳、整理后提交大会表决，最后结果通过93件议案，其中由人民代表提案议决的67件，由代表报告议决的26件，这些议案充分反映了东江地区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充分体现了代表参政议政和除旧布新的精神，大会以后将这些决议案交由绥靖公署，行政公署，罢工工会，农会，商会，财政处十多个有关机关，团体具体落实办理。东江行政大会确实是一次认真采纳人民意见，反映人民愿望的会议，是一次为民谋福利为民作主的大会。改革旧政府政权管理形式，极力摒弃用一纸公文来发号施令的旧衙门的工作作风。周恩来从那次会议之后强调，革命发展到那里，地方政府政权的建设，人民的福利，以及各项行政方针均由议会形式来执行，通过这种形式来反对旧政府的执行长官的，独断专行，强奸民意，愚弄百姓的统治形为。周恩来的最终目的，把这种形式议会固定下来，使它不仅成为一个议事会议，也是人民政府的一个决策机构。为人民政府的初步设立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尝试，由此可见周恩来的亲自主持这次东江地区的各届行政会议，十分注重民议，和人民的作用，充分体现了周恩来的民主思想，把劳动人民的地位从几千年来历代官僚政府，无视和鄙视人民的作用得到进一步提高，为东江地区这行政公署机构注入了新鲜血液，开启了东江革命的政治新纪元，在中国政府政权建设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这是周恩来同志运用群众 把群众观点用到政府的政权管理中去，以此来维护政权，建设政权的伟大创举，充分体了周恩来的强烈的民主意识，成为中国革命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为新中国政权的取得胜利和建立民主政权打下基础，积累了经验。

 

    孟子说《民为贵，君为轻，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周恩来认为民意不可违，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任，只有让人民当家作主，切实维护人民的利益，才能赢得民心，得到人民拥护，得到人民的支持，所以在与国民党反对派作斗争时，他始终坚持人民的立场，视人民的利益为至上，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1945年8月24日至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为了解决抗战胜利后的国共两党关系而举行的一次重要谈判。在会谈的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在重庆的其他代表与工作人员积极同各界人士交往，使中共的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普遍的同情和支持。通过我党积极宣传主张及提前防止国民党部队军事围剿的斗争，重庆谈判于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予以发表。《会谈纪要》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谈判双方还确定了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会谈还达成各项协议：包括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承认人民享有一切民主国家应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党派平等合法；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自治，实行自下而上的普选等等。周恩来在重庆谈判和《会谈纪要》发表中，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的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周总理在这次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仅向国统区的人民阐明我党人民民主的立场和军事观点，而且广泛交友，多方联系各届群众代表及民主人士来支持共产党的主张，团结起来与国民党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他召集会议，多次亲临谈判现场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谈判进行面对面的交涉，凡是牵涉到民主和人民自由权利的他是据理力争寸步不让，同时在周总理的周密布置下，即保障了代表团的人身安全，又使谈判获得了成功，表现了周总理雄才大略和足智多谋。

 

     众所同知的建国前夕《共同纲领》的制定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份极为重要的文献，共同纲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反复协商，听取各届群众的意见，取得大家的一致同意，成为中国各党派，各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的共识，实现了中华民族空前的大团结。使得全国人民在阶级和利益关系多元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有一个共同奋斗的政治基础和前进目标。这一点非党重要，否则新中国一起步要冲破重重困难，顺利发展是不可能办到的。二是《共同纲领》承载着一系列奠定新中国基本格局和未来走向的重大决策，勾画了一幅建设新中国的比较完整清晰的蓝图，它清楚地规定了哪些事是应该做而且是必须做的，哪些事是不应该做，而且不允许做的，为新中国的起步提供了一个可以遵守的路线图。正是有了这个全国人民可以依照的蓝图新中国的起步，各方面的工作才能一开始就能够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在《共同纲领》的制定过程中牵涉到方方面面，吸引了国内外人士的目光，周恩来（自始自终主持起草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出色完成了党和人民赋预的历史重任）。

 

     为什么要由周恩来兼任领导小组组长一是因为周恩来威望和人格，他善于同各届群众打交道，善于听取各届群众的意见，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这一点可以从中央决定周恩来亲自兼任第三小组（共同纲领）小组组长的考虑来分格析，周恩来是中央机关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付主任（主任是毛主席主任）也是新中国总理人选 ，由这样一个重量级的人物来兼任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组长，这是新政协筹备会下设的6个小组中独一无二的。因为当时筹备新中国的事情千头万绪，国内解放战争尚未结束，作为中央军委付主席的周恩来还要协助毛泽东处理全国各战场上的战事工作，工作繁忙程度和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最终还是决定让周恩来兼任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组长的这个重任，这是需要下很大决心的，

 

     其次是制定共同纲领这项工作非常重要，而且这项工作还有其历名和现实的特殊性和难度。难度在于共同纲领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党纲或个人的文章，而是各阶级、各阶层衷于一是的建国纲领。其间不同阶层，不同阶级，利益出发点，着眼点也不同，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各自也有不同的想法，而要把各阶级，各阶层，各方面对建立新中国的种种主张凝聚为衷于一是的共识，统一这些人的观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共产党人决不会使用牛不喝水强按头的办法。诚如当年有的学者感慨到，制定共同纲领是最大的难点，纲领要代表四个阶级的利益，因为各阶级的利益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现在要把其共同利益集中和统一起来，这便是共同纲领的特色和独特之处。更为棘手的是，当时许多民主人士，长期生活在国统区，都有自己的独立个性和人格，他们不会因为江山是共产党打下的就对共产党言听计从，百事百顺，难免人云亦云，有的民主人士狂放高傲，放荡不羁，难以沟通和驾驭，他们会给制定共同纲领出难题，划杠杠，设陷井，甚至找麻烦。处理这样复杂的问题，没有杰出才能和超人的智慧，又深得各方面信任，能够协调各方面关系的人来统领，巩怕事情不太好办。依椐上述情况中央决定让周恩来担任起草小组长是恰如其分，也是众望所归，当之无愧的，因为周恩来治理国家的经验和杰出才能是党内外公认的，他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都有很大贡献。其二是周恩来人格和威望，也是他人无与伦比的，因此由周恩来担任起草小组组长就顺理成章了。所在统筹政协工作时，周恩来强调新政协代表成分和比例是根据党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采取和各党派各团体充分协商的方式确定的。我们必须要学会同他们共事。我们不能以为，天下是共产党打下来的，我们是主人，是我们请你们来开会的。都是政协代表，如果你叫同志，他叫先生，不就成了宗派?”他指出：革命胜利后“需要动员各种力量参加工作，到处都要碰到合作的问题”，因此必须加强同党外各界民主人士的合作，为了同各民主党派人士一起商讨召开新政协的各项事宜，周恩来煞费苦心，仔细考虑如何把旅居香港的各党派民主人士安全地运送到解放区，同时也要设法将分散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民主人士转移到中共中央驻地河北省西柏坡附近来。人民代表大会是广泛的民主的大会，在全国人民大意愿的基础上的民主，没有人民大众广泛参与和管理政府，那是是独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周总理在一届政协会议召开前夕，他对政协工作非常重视，从纲领制定，到人员参与的，党派人士参加，他都一一审查过目，如在制定我国国旗，国歌，国徽时就是一个例子，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参加讨论并主持会议，鼓励各届人士踊跃发言，提出自己不同的政见和建议。
在担任小组长期间，周恩来亲自执笔草拟共同纲领的初稿《新民民主义的共同纲领》。这个初稿从我们目前对资料的掌握来看至少八易其稿，但从这八易其稿来看，作为一个中央领导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对其稿子三番五次的修改，可见其周恩来对此倾注了多少心血。除此外周恩来对共同纲领的贡献，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事例，众所周知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是中国共产党早在1948年就提出了，以后毛泽东对这一理论作了系统的论述，在1949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要建立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但是，在共同纲领第一次起稿阶段，即1948年10月一49年2月《人民民民主革命纲领》起草阶段，并没有明确人民民主专政为新中国的国体。后来周恩来明确地把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新中国的国体写入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他在《新民民主义的共同纲领》中对新中国的国体是这样描述的，我们主张的新民民主义的国家制度，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及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而且更重要的是，周恩来对人民民主专政有了比以前更完整的论述。此前，毛泽东在论述人民民主专政时，主要强调以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为基础。周恩来在这里加上了“团结各民主阶级及中国境内各民族”。这句话非常重要，但也不是随便加的，这是周恩来长期实践民主结果，是依据中国的现及长远情况作出深度决定，也是他长期注重民主思想和群众观点的结果。它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第三大核心元素，形成了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完整表述，这也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容要求，也是实行人民民主专的内在要求，只有实现这样的大团结，人民民主专政才有力量，才能巩固。因此尽管共同纲领以后经过多次修改。但最后正式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表述基本上就是周恩来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中的表述，应当说这是周恩来对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重要贡献和重大理论建树。

 

    人民民主专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发展，要不断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充实和完善，使之更加合时，合法，合理，更加适合中国现实情况，能更好指导社会建设和各项任务的完成。周恩来对人民民主工作不断地思考和探索，深刻把握民主与专政的尺度，具体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和实践。

 

    建国以后恩来在1956年七月他强调指出人民专政有民主和专政两个方面，作为刚刚解放的新中国，对于年青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有许多经验不足的地方，面对当时的形势，他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正确处理民主与专政的关系上，他说要正确处理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根椐中国现实情况的发展，他说在中国共产党刚刚夺取政权时，巩固政权是必要的，他主张把专政放在第一位。他又深情地说对革命胜利不能乐观，国民党留下的敌特组织和一切反动武装还在暗地隐藏，他们不甘心失败，他们会适时对我们的新政权采取报复破坏的行为，会对我们干部进行威协杀害，阻挠我们的各项工作的开展，我们一要提高警惕。二要对这些反动分子进行打击和专政，为巩固政权创造良好条件，1956年以后随着各级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国内形势进步一好转。周恩来又提出专政要维护，民主也要扩大，又把民主问题放在首位。他说专政的权力虽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权力过分集中或相对集中某个人手中处理也不好，很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社会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时刻警惕，要经常发扬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意义。从这一论述来看周恩来正确把握了人民民主与专政的辩证关系，突出强调民主带有本质的意义，可以说周恩来的这一思想，就是民主执正的思想理念，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的创造和贡献，他抓住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的实质和规律。周恩来在他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从理论到实践，对人民民主制度进行过无数次的探讨和实践，从年青时期他就有远大抱负和远大理想，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高度民主的国家，让人民在国家中有地位，有作为，参政议政，他的青年时期的一系列民主实践活动和亲身做法，他是我国民主制度的先行者，也是奠基者，正是他的早期民主作为和行动，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打下良好的基础。

 

    人民民主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己经走过六十多年头，六十年来，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在宪法中不仅得以章显，而且在实践中得到了发展，人大表制度更加趋于完善。反应人民意愿和意见代表议案件件得到了落实，一项项会聚民智，倾注国力的工程呈现人们面前，象南水北调工程，航天奔月工程，防治大气污染，全国医保联网异地结算，社保基金的全国统筹等等。特别是今天大规模扶贫攻坚计划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这一件件顺民意，得民心的事情，让人民欢心鼓舞。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一切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完善。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
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作用。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民主制度的建立的发展，使我们办了以前想办不能办的事，干了以前想干不能干的事，这就是民智的力量，是民主的表现。今天我重温周恩来的民主思想，使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人民民制度对我国治理国政重要性和必要性，有人曾经对“四个自信’提出质疑，今天人民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变化，就是质疑，强列的反击。最后我们用俞可平的话来结束此文。在人类迄今发现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制度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也是许多国家人民和政党苦苦追求的政治制度。

 

参考文献，《周恩来文集》《广东文史》《周恩来传》《毛泽东传记》等著作和选集。

作者：平煤神马集团土建处 杨福建

编 辑：肖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