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月3日）有媒体报道，从河南来南京做项目的一家建筑公司，因十几名同事用AA制方式凑钱搭伙做饭，被当地食药监部门罚款15万。

　　由南京市建邺区市场监管局沙洲食药监所开出的《告知书》显示，搭伙做饭属于“未经许可从事食品经营的行为”，并认定其违法收入为一万四千多元，加上10倍的罚款，总共要处罚155760元。江苏台的镜头里，该食药监所负责人回应：“不要跟我谈凑钱，你那白纸黑字的东西都在这里，我跟你讲有问题，你要跟我狡辩，我们之间免谈，不交按20倍处罚，我管你，我们就等你告我们。”

　　与这位工作人员的“霸气”说法相对，同期受访的南京市其他两个区的市场监管工作人员都“淡定”表示，“搭伙做饭”无需办证。

　　这就很有意思了。同序列、同级别的监管机构都认为搭伙做饭不是办食堂，只有该食药监所认定这是食品经营行为；同序列、同级别的监管机构都认为这是个人行为，只有该食药监所认定这是公司行为。所以，是食品安全法立法模糊，还是执法有所选择？

　　如果联系同期另一条与监管相关的“雪乡宰客”的新闻，事情就更有意思。一条控诉黑龙江双峰林场（雪乡）无良商家驱赶和威胁游客的个人经历帖，引起了社交平台上的一片共鸣声、引发了机构媒体关注，最终将当地旅游局千呼万唤出来。在雪乡，大张旗鼓、明码欺客的经营信息最后才传到监管部门的耳朵里，在南京，民宅里的吃喝都能被监管发现；在雪乡，公开摆在货架上的东西没人管，在南京，私人行为都能在掌握之中。是前者太“迟缓”了，还是后者太“机敏”了？或者，这种迟缓和机敏本来就是一体两面？

　　如果考虑到两件事儿都是经过媒介传播才有机会走向解决，事情就更更有意思。“雪乡宰客”最终倒逼监管登场，靠的是一篇十万+的帖子，靠的是和“青岛大虾”“三亚海鲜”形成同类叙事，唤醒群体共情；“凑钱做饭被罚十五万”的主人公们，也是解释无门，最终求助于电视台，获得大众对常情、常理、常识的背书。媒体的信访功能早已不是新鲜事，“媒治”一词也出现了大概有十年之久，但正因为长久如此，广义的媒介已经被职能部门看成了最大的治理变量，后者正有意无意地按照舆论规律，来调整公共政策的预期、调整治理规则。这使得常态的、均质化的监管更不可期，海南、云南旅游市场治理的反反复复，就是例子。

　　有时放水养鱼，有时涸泽而渔。有时该管的不管，有时创造条件也要罚。雪乡宰客店姗姗来迟的5万多处罚，和搭伙做饭者从天而降的15万罚款，一南一北构成了镜像。舆论的介入能否了结这样的事情？舆论的介入，是能改变类似时紧时松、畸重畸轻的治理状态，还是会让更多部门更会“避媒”“治媒”？还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