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南昌小伙罗某抢劫并分赃50元，两级法院均以“入室抢劫”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近日该案引起多家媒体关注，报道中“18岁”、“50元”、“10年”等关键词，再次刺激了民众敏感的神经，质疑量刑过重的声音不绝于耳。

　　该案让人联想到十年前的“许霆案”。因ATM取款机故障，许霆盗取17万余元。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后，经媒体报道引起广泛讨论，二审改判为五年。客观地说，这是媒体对司法的一次有益监督和正面影响。此后发生的邓玉娇案、李伟铭案、胡斌案、药家鑫案等，媒体、舆论都对案件审理程序、结果产生了较大影响。

　　无疑，司法的初衷，应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而社会之公平正义，即为最广大民众心中之公平正义。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媒体、舆论监督对防止司法过于机械和司法权滥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与此同时，由于缺乏专业系统的法律训练，舆论特别是网络舆论也存在大量非理性的声音，同样不同程度损害了司法最重要的精神——中立。从而让司法人员迫于舆论压力，忽略法律的既定程序、规定，给出一个令绝大多数民众满意的判决。

　　舆论监督的初衷是追求公平正义，在这一点上和司法的终极目标并无二致。不过，二者也存在内在的紧张关系和显著差异。司法是高度专业化、理性化的活动，而舆论却普遍带有情绪化倾向。当法律的滞后性、局限性遇上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时，“将个案审判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中考量”，当是理智之选。

　　司法强调“恶法亦法”，民意则认为“非良法不能善治”。其实，法律对此也设置救济条款，就如许霆案终审中适用的刑法第63条：被告人不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时，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回到罗某抢劫案，仔细读完报道，我觉得判决是没问题的：18岁已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又有“入室抢劫”的加重情节，且与盗窃罪仅侵犯财产权不同，抢劫罪还同时侵犯人身权，故不能因抢劫数额较小就减轻处罚。由此看出，罗某在无法定减轻情节的情况下，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已是取了量刑幅度的最小值。

　　当然，司法权需要在阳光下运行，司法机关对一些敏感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案件，应主动加强舆论引导，积极与媒体沟通，把个案裁决当成一次普法教育的契机；媒体在维护公众知情权的时候，也需要对司法独立多一分敬畏与呵护。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和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