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处理交通违法，车管所不发放年检合格标志，这种现状未来有可能改变。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安顺市市长陈训华，与全国人大代表里赞等均建议取消这一“捆绑式年检”。陈训华认为，通过加大行政执法力度，完全可以督促车主及时处理违法记录，不需要把处理交通违法记录和车检挂钩。里赞则提出，应该严格履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启动对公安部《机动车登记规定》第49条备案审查的建议。

　　早在2015年，四川广安车主彭先生一纸诉状将“捆绑式年检”诉至法院。尽管确有交通违法记录没有处理，但法院仍然支持了彭先生的诉求，判令广安市交警支队在限期内为彭先生颁发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此案也在社会上激起不小的波澜。然而，几年过去了，“捆绑式年检”的做法并未得到根本改变。

　　交管部门为何坚执于“捆绑式年检”？原因不难理解：道路交通安全违法现象严重的现状下，将年检与缴费扣分捆绑处置，有多一重制约的考量。此外，也与法律不彰有密切关系。

　　一方面，现行的《机动车登记规定》第49条规定，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三条规定明显冲突。《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机动车年检，只需提供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单即可，“任何单位不得附加其他条件”。交管部门将处理交通违法作为年检的前置条件，并不符合法律规定。按照常理，当下位法与上位法冲突时，当按照上位法办。明明该办而坚持不办，反映出当下一些“部门规定”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的无奈现实。

　　另一方面，此举也不排除利益绑架法律的可能。目前，尽管已经实现了严格的收支两条线，但一些政府返还交管部门的比例或总额，仍与罚款额度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这也从客观上助长了交管部门“捆绑式年检”的热情。何况，在多年的运行中，无论是处理交通违法，还是车辆年检等，均已形成了一条灰色的利益链，此前媒体对此多有报道。斩断之难，可想而知。

　　也因此，多年来，尽管广遭质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屡屡发问，甚至最高法也曾明确表态“车辆年检‘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现实中，“捆绑式年检”依然一如既往，“部门规定”与上位法冲突的情形依然存在。

　　说到底，这种绕开法定程序、执着于以“捆绑年检”来推进交通违法处置的做法，是一种“小算计”、“小聪明”，既是对法律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公众的不信任。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背景下，公安交管理应约束不羁的权力，将行政行为统一到法律框架之内，认真检视部门行为，坦诚回应民意诉求，彻底清理不符合法律的“部门规定”。此外，也不妨尽快启动备案审查，以彰显立法机构的权威。

　　需要澄清的是，废除了“捆绑式年检”，并不必然意味着车主交通违法行为就会泛滥，也未必会出现车主大面积拖欠交通违法罚款的情形。很简单，《道路交通安全法》就在那里，交警完全可以依法行政。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因为交警怕麻烦，就把全国数千万车主都绑死。

(反手吊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