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23日21时左右，网传将继续限制福建二类口岸煤炭进口，当晚动力煤期货快速拉升近30元，26日（周一）该消息被证实为谣传，动力煤期货相应回落。由此可见进口煤炭在国内动力煤市场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笔者认为限制煤炭进口的目的是为了将煤炭去产能的成果留在国内，并切实起到了一定效果，但凡事都具有两面性，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尚未有评估与定论。是否有专家论证过限制二类口岸煤炭进口就是最优选择？是否有综合考虑煤炭保供问题？是否有考虑港口新产能受扼制的问题？

据海关总署统计，在去年下半年严格控制煤炭进口的政策背景下，2017年全国共实现煤炭进口2.7亿吨，同比增长6.1%，累计进口金额226.37亿美元，同比增长60%。就数据看来，限制二类口岸进口煤炭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进口煤炭增幅依然超过5%，且花费了更多的金钱从国外采购煤炭。笔者认为主要应从以下几点考虑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负面问题和影响：

一是长江以南电厂如何保供？我国煤炭资源分布不均，南方地区少煤的国情不容忽视。近年来进口煤炭一直是长江以南电厂燃煤的重要补充，对煤炭价格也有着很好的调平衡作用。进口煤炭主要直靠电厂或通过码头（大多是二类口岸）水水中转、海铁联运等形式，供给长江以南电厂。

2017年底二类口岸进口煤炭受限，北方煤炭又受到运距远、环节多、路径不畅等因素制约，难以及时保供，一时间造成煤炭价格飞涨，供需极度紧张，电厂无煤可烧的局面。然而，2018年初当煤炭保供危机凸显，暂停煤炭进口限制的时候，又是二类口岸出了大力气。试想如果经常用限制二类口岸来控制煤炭进口，造成二类口岸“关门歇业”了，在煤炭供应紧张时，如何能够保证长江以南电厂的燃煤保供安全？

二是谁为先进港口产能闲置问题买单？二类口岸多是近年来大型国企投资新建港口码头，属优质先进产能，此类港口受煤炭进口限制，造成码头资产闲置，码头企业仍需面对巨额银行还贷，员工队伍不稳定等压力，运营举步维艰。与此同时，继续允许老旧一类口岸经营进口煤炭，给煤炭进口留够通道，无法真正起到限制煤炭进口作用，且此类口岸多设备老旧，工艺落后，生产安全和环保措施难以保障。从长远看来，此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模式将严重阻碍港口行业发展。

三是是否有违反世贸游戏规则的嫌疑？限制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未按照我国与世贸组织和多边或双边组织签署的协定，未让市场在调节中起主导作用，而直接采用行政手段干预，或将引起不必要的国际争议。目前，煤炭进口商大多是国内买家，硬性的限制政策最终造成的是国内企业的利益的损失，国外矿方反以高位的价格获得超额的利润。

四是如何考虑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东南沿海是“两湖一江”等内陆地区的重要出海口，是物资流通与经济发展的有力保障。政策的限制阻断了煤炭这一重要生产物资的进出，阻碍了内陆与沿海地区经济的协同发展。就两地海铁联运业务看来，铁路运输因此无法形成双向货运的有效流通，运力的浪费，成本难以评估。

基于上述分析，关于限制煤炭进口，笔者认为限制二类口岸进口煤炭弊大于利，建议可采取以下措施和方法：

一是严控无退运能力码头接卸进口劣质煤。当前关检合并，是否考虑通过对煤炭五项微量元素的严格检验，以及禁止高灰、高硫煤炭入境的技术手段来控制煤炭进口，对于不合标准的进口煤炭坚决给予退运，同时禁止不具备退运能力的码头开展进口煤炭业务，这样既符合环保要求，又能达到预期效果。

二是发挥二类口岸公共码头煤炭储备作用。恢复二类口岸进口煤炭业务，将新建专业化公共散货码头发展成为煤炭储备中心，发挥“蓄水池”作用，当国际煤价低的时候蓄水储备，当国内煤价高的时候放水流通，起到调节国内煤炭供需平衡和稳定煤炭价格的作用。据统计，自2018年1月1日不再限制二类口岸进口煤炭以来，国内煤炭市场秦皇岛煤炭转港价格从高位的710元/吨，回落到628元/吨，足见进口煤炭的储备平衡作用。

最后，希望有关方面能重新评估限制二类口岸进口煤炭政策，充分考虑电厂保供，新旧产能替代的问题，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从全局发展一盘棋的角度出发，采取市场经济手段调节国内外煤炭市场。同时，也希望二类口岸参照新颁发的《国家口岸查验基础设施建设标准》与《口岸验收管理办法（暂行）》的文件要求，加快自身港口码头升级为一类口岸工作，规避潜在的政策影响，以更稳定的姿态服务煤炭供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