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科学素质一直是政府部门、学者和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而最初， “科学素质”仅仅作为一个表征科学教育影响的关键指标进入决策者的视野。1952年“科学素质”一词首次被美国教育改革家科南特提出，6年后科学教育研究者赫德进一步将科学素质解释为对科学的理解及其对社会经验的应用。直到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使用“全民科学素质”的概念，才正式将“科学素质”从一个代表科学教育水平的指标，定义为表征现代公民的必备能力指标之一。

　　历经60多年的发展，科学素质测评的目的、内容，以及测评的意义和影响也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发生了改变。

　　广度上不断拓展

　　1979年米勒教授的第一份“科学素质”问卷，奠定了近四十年来历次类似调查的核心内容。然而，随着公民科学素质测评的深入，“知识测验式”科学素质测评局限性逐渐凸显。一些学者质疑科学素质的概念是否具有实际意义，难道仅通过几个简单的维度就能够对公民科学素质予以测量？

　　事实上，虽然世界各国的调查问卷为了保持调查的延续性和国际可比较性，依然保留了米勒问卷的内核部分，但也都结合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不同时期调查需求，对问卷的调查口径作了大幅度的丰富和调整。

　　科学素质调查的发展趋势已从单一考察对科技知识内容掌握情况，拓展到对公众科学态度、公众的科学兴趣、公众对于科技发展的支持度以及公众对于科学技术活动的参与度等多维度的考察和了解。

　　不同颗粒度的聚焦

　　“科学素质是要考察学校知识的检测，还是对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科技议题的看法？”一直是国际学界讨论的热点。

　　早在2000年就有学者提出，具有科学素质的公众应针对媒体报道的科技议题、科技热点进行批判性阅读和讨论。

　　的确，近年来国际范围内的科学素质测评越来越体现科技发展的时代性、现实性，更多地关注前沿科学技术的发展，关注科技发展为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比如中国科协在2015年的第九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中，增加了中国公民关于“全球气候变化”“核能利用”以及“转基因”技术等特定科技议题的调查。

　　可见，公众科学素质进行评估不仅要调查公民对“科学通识”的掌握，还要调查公民对专门的“科技议题”的应对态度与处理能力。这种测评颗粒度的变化体现了科学素质测评目标已经从单纯考核公民科技知识水平向反应综合的“科学文化素质”迁移。

　　多截面的解读

　　在如何看待和解读科学素质调查的结果上，国际学界和各国政府也呈现了多元视角的变化。有学者明确提出，科学素质调查结果的意义和内涵，远远高于作为衡量“百分之几的人具备科学素质”的依据来单一地解读，它可以从多个角度和截面展现社会“科学文化”特征的实证基础。

　　比如，法国、印度等国家的研究者已经用社会的科学文化和科学气质代替了科学素质的提法。英国、印度、巴西以及中国的学者也在共同致力于用更多维度的科学文化指标来刻画科学与公众的互动关系。

　　中国学者喻丰认为：“文化是知识、经验、信念、价值、态度、意义、等级、角色、观念、思想、行为方式等在代际间或者群体间的累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大众的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意识的需求和掌握现状就是社会科学文化特征的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公民科学素质的研究起源于西方，诸多成果均建立在“西方语境”之上，而公众的科学态度与行为模式具有高度的“文化敏感性”，那么国内在进行科学素质调查中也务必要考虑“中国语境”。

　　（作者单位：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