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即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

　　1983年的“严打”，对于出生于70年代以前的中国人来说，至今仍记忆犹新。

　　当时，之所以在开展全国范围内开展“严打”，更深的背景是十年内乱后治安形势的恶化。

　　十年内乱的后遗症之一，就是滋生了一大批打砸抢分子、抢劫犯、杀人犯、盗窃犯和流氓团伙犯罪分子。这些犯罪分子活动猖獗，破坏社会治安，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再加上数量庞大的知青返城，大批人成为待业青年，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资料显示，1980年全国立案75万多起，其中大案50000多起；1981年立案89万多起，其中大案67000多起。

　　另外，1983年也是大案交错的一年。当年2月，“东北二王”王宗坊和王宗玮兄弟，持枪亡命，举国震惊。5月，卓长仁劫持民航客机飞逃韩国。此前的北海公园事件、上海控江路事件等，也都造成了广泛的负面影响。

　　真正让中央下了“严打”决心的是“六一六”事件。

　　1983年6月16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8名十几岁的社会闲散青年无事生非，酒后滋事，残忍杀死了27名无辜者，其中包括75岁的老人和2岁的幼儿，并有多名女青年被轮奸。这帮犯罪分子同时还犯有抢劫罪、爆炸罪。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起极为罕见的特大凶杀案，震惊了全国，震惊了司法界，也震惊了中央高层领导。

　　此时，刘复之新任公安部长。他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严打回忆录中披露，因为“六一六”案，邓小平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于1983年7月17日作出了必须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指示。

　　1983年严打发动之际，时任公安部部长刘复之称，“严打战役，意义极为深远，就其指导思想、气势、规模和效果等方面来说，是继1950年至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又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

　　1983年7月19日，邓小平向时任公安部部长刘复之指出：“对于当前的各种严重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判决和执行，要从重，从快；严打就是要加强党的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他当时严厉批评我们，认为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当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数十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卫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匆匆进行特种训练。由此，“从重、从快”的 “83严打”正式拉开了序幕。运动持续了三年之久。

　　据人民数据库资料，严打展开后，截至1983年9月23日，全国各地政法机关收到群众检举揭发犯罪分子的材料44万多件，已有三万一千多名犯罪分子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当时，死刑的场面深深刻入百姓记忆中。经过审讯被公审宣判死刑的犯人，须经过游街示众后押赴刑场行刑。前面由鸣着警笛的警车开道，后面紧跟着一辆辆大卡车，每辆卡车上站着一名将要被执行死刑的犯人。行刑车沿途播放广播，宣传“严打”斗争，控诉犯人罪行。路过的大街小巷，引来无数百姓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