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内地大学正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信任危机，这是中国内地大学自1999年扩招之后遭遇的最大一次困境。对于办学场地、师资、和办学 经费等外部困境，相对容易解决；但由于内部机制导致的信任危机，解决起来举步维艰。

2019年是中国大学扩招20周年，这20年，高等教育的规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79年全国大学录取率只有7%，1989年23%，1998年时， 达到了34%，到了1999年猛增到56%，录取率超过全国高考人数的一半，1999年，全国考生有280万。时至今日，全国考生在940万左右，2018年达到了970万，大学录取率一路攀升，平均录取率超过了80%，高的地区超过了90%。有的重点大学每年统招本科生的总数高达 10000多人，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意味我们传统意义上落榜生几乎消失了，高职院校采取登记入学的招生政策。高等教育处于大众化向普及化过渡时期.

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20年几乎没有终极解决，办学空间捉襟见肘，校舍不足，宿舍不足，师资不足，后来这些问题正慢慢得到缓解，比如各大学纷纷兴办新校区，解决了办学空间不足的困境。但是，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一直饱受诟病。硕士研究生导师带几十个研究生，学生一 年难得见到导师几次，博士导师亦是如此，数量多，质量难以把控。

在大学扩招20年之际，春节后，翟天临的博士学位事件，一下子让大学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信任危机。客观而言，这种信任危机并不是从近几年才开始，而是舆论的集中爆发。华南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生入学考试遭院领导改分、某大学打压考研专业课分数等事件的来龙去脉不是我关注的核心，我关注的焦点是，人们对大学的研究生招生产生了信任危机。这种研究生招生制度的信任危机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直接牵连到正在实施的高考改革。

这场大学信任危机和八十年年代末到九十年代的大学信任危机是不同的，八九十年代，经历了思想解放，在市场经济的洗礼下，知识分子普遍处于阵痛和迷惘中，也就是说，八九十年代的大学信任危机，是由精英分子的理想主义导致的，人们更关注抽象的精神层面的价值观；而现在的大学信任危机，是由具象的功利主义导致的，人们更关注教育公平。

现在的博士生招生制度，从2013年开始，先由双一流大学实施“申请-考核”制，现在很多大学都开始实施“申请-考核”制，而不是过去统一考试入学的政策。学校有更大的自主招生权，导师的权力更大，不但决定是否录取学生读博，而且决定学生是否能顺利毕业。大学拥有招生自主权之后，是否公正公平，是大众关注的核心问题。

研究生招生过程中一些列问题影响非常大，直接关系到新一轮高考改革。新高考的要义，是大学综合素质评价占据录取权重，大学拥有一定的招生自主权。在这个时代，高等教育导向主要是就业，和高等教育精英时代有非常大的区别，人们更关注教育，尤其是招生考试的公正和公平。从高考本科生招生到博士生招生，人们对大学自主招生权的过程信任感正在降低。

针对本科生招生，不久前发布的关于自主招生管控的措施以及艺考取消校考的规定，让大学现在的招生自主权蒙上阴影。而最近是关于博士生招生和硕士生招生的质疑。如果大学从本科到博士的招生自主权被收回，那么，招生改革往哪个方向走？这的确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大学扩招20年，大学正面临一场信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