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李永华 | 北京报道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 | 摄）

虽然自今年一月份调离证监会主席一职以来，有关刘士余的各种传闻已经肆意流传，但5月19日晚官方发布刘士余主动投案的消息还是震惊了社交网络。

回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消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副书记、理事会主任刘士余同志涉嫌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在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这则消息的字不多，值得仔细揣摩的信息却不少：第一，还称“同志”；第二，刘士余的问题被表述为“涉嫌违纪违法”，没有出现“严重”字样；第三，主动投案，这是继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之后第二位“主动投案”的正部级干部；第四，是“配合调查”，而非“接受调查”，这也是中央纪委网站通报首次使用“配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说法。

这给了外界一些想象空间，但无论如何，刘士余还是成为了我国证券市场建立以来唯一一位未能平安着陆的证监会主席。在这个牵扯着巨大利益的敏感之地，刘士余主动投案，会有多少人寝食难安？在金融反腐成为现阶段反腐重点之时，金融领域又将会掀起怎样的滔天波浪？

江苏企业IPO财富盛宴

5月20日早盘，江苏的银行股领跌银行板块。银行板块跌幅前10名中，来自江苏的苏农银行、张家港行、紫金银行、南京银行、江阴银行、无锡银行、江苏银行占据6席。

刘士余是江苏连云港市灌云县人。 2016年2月，刘士余走马上任证监会主席，此后三年任期，他老家江苏的企业IPO在全国独领风骚。

其中，令市场侧目的是，2016年全国共有8家商业银行上市，江苏竟然就独占5家，分别为江苏银行、江阴农商行、无锡农商行、常熟农商行、吴江农商行，其中江苏银行募资总额72.38亿元，在2016年全国单笔IPO中排名第二。此举打破了城商行上市难的魔咒，江苏银行也成为十年来上市的首家城商行。当时，曾有金融系统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大多数城商行从城市信用社演化而来，各种问题盘根错节，尤其是不良率高于同业。

2018年，号称IPO最严的年份，全年主动撤单的企业数量多达197家，而江苏共上会31家，过会22家，过会率为71%，居全国各省区之首。

2019年1月8日，2014退市的中国长江航运集团南京油运股份有限公司重新上市，成为迄今为止A股“重新上市第一股”。

这是一家怎样的公司？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ST长油未分配利润为-60亿元。截至2018年6月底，未分配利润为-58亿元。ST长油表示，公司实现的利润将优先用于弥补以前年度的亏损，直至公司不存在未弥补亏损。按照公司预测的未来每年不到3亿元的净利润，要填上这个窟窿，还要二三十年。

资本市场上，谁都知道每一次资本运作，无论是IPO还是再融资都是财富盛宴。

刘士余在任三年，资本市场对江苏企业的“厚爱”难免引来诸多质疑，比如有业内人士就曾公开批评刘士余，将江苏企业在IPO上的耀眼战绩直接与刘士余关联。

金融反腐首提“内鬼”！刘士余早已被盯上？

刘士余曾长期任职于央行，后任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再到证监会执掌三年，其中主要任职履历均在金融领域的要害职位。

目前，坊间关于刘士余出事的原因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事涉其在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任上的旧事。

还有媒体引用分析人士的说法称，南京银行“债市一姐”戴娟或为刘士余被调查的另一导火线。据报道，2月15日，南京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总经理戴娟、资金运营中心副总经理董文昭及南京银行投资机构鑫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雁三人被纪委带走。戴娟是债券业的元老，掌控的南京银行债券业务，在业内被称为“债券之王”，2013年时，南京银行的债券资产就达到603.89亿元。有消息称，“戴娟等人与刘士余过从甚密，在戴娟等人被南京市纪委调查后，供出多条违法违规信息，其中部分重要线索指向了刘士余。”

然而，以上说法均未能得到官方证实。

但不管是从哪条导火索烧出来的，金融反腐才是真正的引线。“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大金融领域反腐力度，对存在腐败问题的，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

2月2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发了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全文。报告称，要果断查处赖小民等手握金融资源权力，大搞幕后交易、大肆侵吞国有金融资产的“内鬼”。

华融赖小民案是中央纪委与国家监委合署办公后，联合正式办理的第一个金融大案，也被外界称为“新中国金融贪腐第一案”。

从2017年4月原保监会主席项俊波落马，到2017年5月原银监会主席助理杨家才被查、2018年4月华融赖小民被查，再到如今的刘士余主动投案，金融反腐已渐入高潮。

此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银保监会纪检监察组组长李欣然曾分析说，项俊波、杨家才、赖小民等严重腐败窝案，暴露出系统诸多深层次问题。部分从业人员纪律意识规矩意识淡漠，面对金融市场巨大的利益诱惑，容易防线失守被“围猎”；金融圈子小，同学、师生、同事、亲友等裙带关系交织，监管者与被监管对象之间亲而不清、公私不明，容易形成利益团伙。

据金融业内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国有金融机构的大量腐败发生在与客户的联系上，或者为了讨好更高的权力阶层而随意配置资源；监管部门的腐败则主要在市场准入及资源配置上向民企寻租。”

“金融业是腐败黑幕最深的领域，国有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的腐败程度比其他领域深多了。而在前一轮反腐中，国有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查处的人相对较少。”在上述金融业内人士看来，金融领域的腐败已经到了中央不得不出重拳的地步。

2018年11月2日，深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派驻机构改革动员部署会第一次公开表示，中央纪委将向中管金融企业派驻纪检监察组。1月13日之后，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闭幕后，中管金融企业派驻纪检监察组各组长纷纷亮剑。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银行纪检监察组组长樊大志表示，“向中管金融企业派驻纪检监察组，就是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切实防控金融风险。”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交通银行纪检监察组组长徐敏表示，发挥好派的权威和驻的优势，坚决斩断“金融大鳄”和“金融内鬼”关系纽带利益链条。

其时，便有消息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说，“此次中央将反腐重点转向金融领域，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一些人已经被盯上了。”

如今再回过头来看，刘士余在今年1月被调离便很意味深长了。他或者也是早已被盯上的其中一位。

据证监会内部人士说，刘士余在其任职证监会期间掀起的强监管风暴得罪了不少人，“可以想象会有多少人举报，这种情况下，但凡自己有任何问题都是岌岌可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