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消息：干活拿钱本来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到了现实中却没那么容易，不要说农民工，即便是职业足球运动员，这些年来，在中国的足坛，欠薪的新闻不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吗？而之所以很多的职业球员都在那儿忍着，是怕丢工作，而对于农民工来说，成为被欠薪的主体，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处于弱势的地位。中国的很多工程承包是老乡带老乡，口头的承诺对老乡的信任往往遮蔽了合同，再加上工程的层层转包、分包以及经济状况不那么好，不管哪儿有风吹草动？或者哪个环节出问题？最后倒霉的都是农民工，坦白地说，这几年经过社会各个层面的重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态势已经得到了明显地遏制，但是在快递、物流、送餐、网约车等现代服务业和互联网新经济领域，欠薪的风险却在日益增长，这方面我们又该如何反应？
　　临近春节，在浙江宁波劳动保障监察人员的帮助下，小刘拿到了被拖欠的薪水。几个月前，在快递物流行业里频繁跳槽的他，入职了宁波本地的一家物流企业，每天起早贪黑地配送起了货物，但至于发多少工资怎么发，却都没落实到纸面合同上，而是全凭老板的一句承诺。
　　由于没有明确的合同，小刘的休息时间无法得到保证，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因为家人去世他请了几天假后，老板的态度急转直下。
　　物流配送员 小刘：“回来之后他的态度就变了，我就想换一份工作。我去找他讨要工资，发信息、电话、短信他都不回应了。”
　　物流小哥小刘被欠薪的故事并非个案，根据宁波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的统计，2019年宁波市互联网企业特别是物流、快递、外卖企业拖欠工资等投诉举报214件，比2018年同期上升5.68%。而在浙江省人力社保厅相关负责人看来，在农民工欠薪的整体的风险得到明显扼制的情况下，外卖、快餐、速递、物流等互联网新业态的欠薪风险却在日益凸显。

　　浙江省人力社保厅监察执法局副局长 陈伟：从新业态方面来说，我们主要监控的风险点也是（欠薪）易发的原因，主要也是存在三个方面：一是劳动关系灵活化，从业者短期内可能会同时在几个平台接单，会造成他的劳动关系无法认定在某一个点上；第二是合同的模糊化，他跟平台的电子合同基本上是以业务契约的方式来明确，保障会弱一些，第三是服务异地化，因为它这个平台可能会不在浙江省，是全国范围的，后期监管包括调取数据的时候，取证难度会比较大。
　　不光是在浙江，在2019年底北京市开展的根治欠薪冬季攻坚行动中，聚焦的“两个重点行业”除了传统的工程建设领域，另一个就是快递、现代服务业等新业态。在这些与互联网新经济密切相关的行业，用工形式更加灵活，外包用工、临时用工、碎片化用工等用工方式层出不穷，这样松散的劳动关系助推了这些行业的迅速崛起，但也使得欠薪的风险加大。
　　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田思路：越到低端的，资金能力不强的企业会越容易把风险转移给劳动者身上，越愿意保持一种更灵活的形态，更不愿意签订固定合同。其实带来欠薪的问题就是因为劳动关系松散，越松散越灵活的，欠薪的风险可能性就越大。
　　在我国，只有签订正规劳动合同，才是受《劳动合同法》保护的的劳动关系；签订劳务合同，则属于《民法》范畴，不受《劳动合同法》保护，而新业态中许多灵活多变的用工形式，更属于没有法律法规规范的空白地带。然而，保护新业态中被欠薪者的权益，并不意味着必须将这些灵活的用工形式通过劳动合同完全正规化。

　　白岩松：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一要领导重视，二要媒体长期关注，三要农民工自己维权意识的快速增长，但归根到底还是要靠法律的约束和惩治。不久前，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草案》，这可是针对某一群体进行的专门立法，这时候想起四年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当时就明确提出要从根本上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这一下子有法可依，“根本上解决”是否可以变成现实？

　　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国家统计局有一个数据，2008年农民工欠薪率为4.1%，到2018年已经降为0.67%，这说明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关注之下，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改变，但是剩下这0.67%放到超过两亿的农民工群体当中来看，依然也是一个不小的问题，今年是扶贫攻坚年，我们不仅要保障该脱贫的人脱贫，千万也不要让很多原本可以脱贫的人，因为拿不到工资而陷入到贫困当中，马上要过年了，过年回家是中国人的信仰，那更要让所有的农民工今年能够带钱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