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尧山以北的蒲城、白水交界地带有一片百里矿区。八十多年来，从新生煤矿创建开始 ，一代代蒲白儿女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到这方红色热土之上，用青春谱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使红色的基因在这条乌金铸就的大道上薪火相传。 

     李象九播种红色基因 

     1936年，李象九受命回到白水，从事一项特殊使命，由此拉开了红色蒲白的序幕。 

     李象九，1897年10月生于陕西白水县尧禾村，于1917年走上革命道路，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最早把革命火种引到家乡的人。1927年10月，李象九在陕北宣布起义和南下攻打宜川的命令，发动了著名的清涧起义。1936年7月积极参与筹备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后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秘密掩护共产党员到达陕北、向苏区秘密运送武器中做了大量工作。 

     当时，中央红军已经胜利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结束了历时一年之久的战略转移，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民族抗战的出发点放在了大西北。 

     这时候，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日本导演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华北五省已名存实亡。国民党政府却继续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调动几十万大军对陕北苏区大举进犯，妄图乘中央红军立足未稳之际，一举消灭。 

     陕北除了贫瘠荒凉的高原，周围还有强大的中央和地方军阀部队和地盘，红军是绝对无法发展壮大的。首先从自然条件来说，陕北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境内沟壑纵横、交通闭塞、土地贫瘠、经济落后，加上兵匪横行，尤其是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还有连年的天灾，使陕北人民更加贫困不堪；而其时王明“左”倾路线的一系列错误做法和肃反扩大化的严重恶果，更使苏区元气大伤。其次，从发展前途来看，总共四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只有四十余万。几乎所有的大小城镇均被敌人占领，整个根据地被分割包围，切割成几块互不连接的地盘，使根据地本身的巩固和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再次，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部队仅剩下不足七千人，加上陕北红军，也不过一万三千余人。虽然经过长征的考验，到达陕北的红军指战员，都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坚强的必胜信念，但毕竟数量大为减少，体质和装备都很差，势单力薄，急需扩红休整，筹款补充。而地瘠民贫、交通完全闭塞的陕北地区，仅能适应小量的红军武装割据，根本无力供养大批部队和机关，也无力解决红军队伍的兵员补充和军需供给。 

     为此，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形势，尤其是国际发展形势和中国将来的发展方向，讨论了转变党的策略方针的必要性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确定了红军军事战略的基本原则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具体步骤是：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提出了“抗日反蒋、渡河东征”的口号。 

     从2月20号渡河东征到5月5日全部撤回河西，毛泽东领导的东征红军，击溃了晋军30多个团的围追堵截，转战山西50余县，歼敌13000余人，俘敌4000余人；同时，东征扩大红军8000余名，筹款50万元，组织地方游击队30多支，建立了县、乡、村苏维埃政权，发展了党的地方组织，在山西播下了抗日的革命火种。红军东征作为一次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奏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战斗序曲，为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把山西作为坚持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奠定了历史性基础，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 

     与此同时，党中央已经明确地判断到抗日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已经看到作为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必需物质的煤炭资源的极端重要性。 

     1936年，由南汉宸(时任边区银行行长)、杜斌丞筹集了一批经费，交由李象九出面，会同西安、白水地方人士集资创办了白水新生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这也是共产党在国民政府管辖区能存在的最好方式。 

     白水新生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的合股者有西安和白水地方人士李象九、韩仲鲁、徐裕如、刘楚林、窦荫三、王子中、李子愚、田一明、刘子威等人。先后收买了原地方开办的小煤窑陵角井和杏树底井，从河南新乡万顺铁工厂订回半吨绞车盘、三节立式蒸汽锅炉等。这些新设备使用后，改变靠人工绞把提升为绞车提升。该矿于1937年1月开始生产，日产原煤三、四十吨，这是白水煤炭由人工绞把到机械提升的开端。 

     随着抗日形势的变化，1937年7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开始，大批国土沦丧，东北、关内很多煤矿落入敌手，连河南、山西好多地区都相继陷落，陕西已变成抗日前线，各种战争物资需求日紧，十分奇缺，加紧生产，急需煤炭，小规模的煤窑生产已不能满足形势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李象九和他的股东们开会决定，实施扩建井筒工程，提高提升能力，增加煤产量。这项工程于1938年竣工同时改进了井下工作条件和开采技术，使产量翻了一翻，由原来日产三、四十吨提升到日产七、八十吨。 

     自此，红色种子在蒲白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红色矿山为抗战效力 

     蒲白矿区煤炭资源丰富，开发历史久远。西汉三辅人撰《计然万物录》记载：“石墨出三辅，上价六十”。时属三辅所管辖的粟邑县(今白水县)，当是产煤地之一，而且煤炭已作为商品出售。由此推知，矿区煤炭开采始于秦汉。唐宋时期，南桥井田界内，白水河畔有煤井开挖，古窑遗迹迄今尚在。元明交替之后，明王朝对煤炭开采实行“禁封”政策，阻碍了煤炭业的发展。由于柴薪日少，燃料匮乏，赖以煤炭作为燃料，满足百姓的生产、生活需要，就成为必然的选择。明代中期，矿区煤炭业有所发展，嘉靖(1522～1576)年间《陕西通志》载：“炭谷在(蒲城)县西北二十里，出石炭”，“可以代薪”。天启五年(1625)《同州志》载：“白水亦有炭”。清初，由于连年战争，经济遭到破坏，矿业凋敝，矿区煤炭业仍保持明末水平。政权巩固之后，清朝统治者实行了“通煤运”的重要国策，煤炭业日趋繁荣。顺治四年(1647)《白水县志》载：“最贫者，终年挽煤”，借以营生。乾隆年间(1736～1795)，矿区煤炭业处于鼎盛时期，白水、蒲城均有产煤处所，多达42处，占全省的半数以上。乾隆十九年(1754)，《白水县志》载：白水西南两乡有煤井二百三十多眼，挖煤掘炭者众，约计三五百人，佣工有本地乡民，也有外地客户，冯雷庄、大雷公村煤井所出之煤曾销往四周城乡。道光(1821-1850)年间，煤井日稀，煤炭业渐趋萧条。清末至民国25年(1936)，白水县有名可考的小煤窑计有70余处。 

     抗战爆发后，陇海线遭到破坏，煤炭需求增大。陕甘宁边区政府银行行长南汉宸经请示周恩来后，专门拨给李象九一批专款，在白水杜康沟东岸创办了东源煤矿有限公司，随后在白水冯家河创办了建业煤矿有限公司。这些煤矿为抗战后方西安等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煤，为党组织筹集了活动经费，提供了交通站，为抗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为蒲白矿务局的创建创造了条件，在解放战争前的陕西煤炭供应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李象九的影响和启发下，蒲白矿区从建矿初期就有了新生煤矿襄理王鲁斋、常务董事田一明等一批支持革命事业的人士。王鲁斋曾在白水地方主办教育，期间多次掩护和营救革命志士仁人，投身实业参与创办新生煤矿后，用发展经济的实际行动，支援抗日和解放战争。田一明也是红色蒲白的见证人、参与者，1937年，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提出办《联合报》，经费由新生煤矿作保向四家银行借贷，田一明为《联合报》社筹委会理事之一。 

     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南线指挥部警三旅一部围困新生煤矿，该矿协理李文叔率矿警顽抗，经过激战，迫使缴械投降，新生煤矿解放。1948年，矿区其它各煤矿也先后得到解放。这年秋，陕甘宁边区兵工部与关中军分区派出以宋炳祥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新生煤矿，向职工宣传中共政策，勉励大家努力生产，支援解放战争，掀起了生产高潮，使矿井获得了新生。 

红色基因大放异彩 

     1954年7月,经陕西省工业厅批准,合并新生、东源、建业煤矿三家私营煤矿,成立了“陕西省公私合营白水煤矿”，成为蒲白矿务局组建时的骨干矿井，被誉为“红色煤矿”“红色摇篮”。1956年,新兴煤矿实行公私合营,矿名为“蒲城县白堤公私合营煤矿”。公私合营后，生产纳入国家计划，煤炭产量不断提高，职工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蒲白儿女不畏艰难，发扬“三特”精神，技术革新、发明创造活动蓬勃开展，“夺高产”“夺煤大战”“工业学大庆”劳动竞赛，“五讲四美三热爱”“爱矿山、做主人，献身煤炭事业”“十面红旗”倡议、“上纲要、达等级”掘进竞赛、“争先锋、创水平”等活动如火如荼，有力推进矿井质量标准化建设，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精神文明建设硕果不断，煤矿工业战线进入了一个激情燃烧的历史时期。 

     一批批煤矿工人秉承“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精神，奋进的脉搏在“渭北黑腰带”上跳动。几十年之间，涌现出了一大批全国煤炭工业劳模和全国“三八红旗手”等先进模范人物。 

     2004年，陕煤集团成立。蒲白上下在陕煤集团的带领下，积极发扬“三特”精神、“北移”精神，经历了跌宕起伏、厚积成势、由弱到强、转型升级的曲折历程，建设智慧化矿区，打造新产业基地，“三大产业协同发展，多元转型辅助有力”的产业布局逐步形成，原煤产销量连续九年突破千万吨，职工收入大幅增长，“一对一”结对帮扶推进新老区融合发展，蒲白“一盘棋”的发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迎来发展的艳阳天。 

     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而不灭。 

     一代又一代蒲白人，从炮采到智能开采，从粗放管理到信息化管理，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对党的忠诚和拥护。

作者：蒲白技校 党礼平

编 辑：沙柳